另外，还有一名布洛克多少带点自嘲意味、也借此制造出一点后设书写效果的平庸小说家角色。
此人在酒馆里喝挂了随个吊膀子的红发女郎回她公寓，却忽然成了谋杀嫌犯。
小说家坚信自己绝没动手杀人，但有趣的是，随着执法单位对他涉案的疑心日轻，他对自己的清白却也愈发不确定起来（杀人究竟只是一种人皆有之的正常念头而已，还是会诱人不知不觉付诸实践?人的记忆可不可靠?酒精会不会让人连自己都成功欺瞒?）；但同时，谋杀的嫌疑却带给他从未拥有的魅力，以及从不存在的深奥，出版社出天价竞标他的新小说，女人乐意和他上床，他从灰扑扑的小角色忽然变成社交圈的宠儿，就像昔日写二次大战德累斯顿大轰炸为《五号屠场》的冯内古特说的：“平均每死一个人我就得到四块钱版税。
”
这些人与那些人，这原是一部二十年前的电影片名，台湾改译为《战火浮生录》。
电影有点太过抽样地选取二次大战主交战国德、法、英、美、俄加犹太各一人或一对男女（都是音乐家舞蹈家），看他们如何在战争的噬人巨浪中浮沉漂流，有力竭倒下来的（毒气室、饥饿荒凉的东线战场、爆炸起火的坦克、战后的叛国审判），也有一身残破挨过来的。
电影由于是公益性反战基金出钱拍的，最结尾是这些幸存者或其子裔一场控诉战争宣誓和平的全球联机大音乐会，在波丽露杀气腾腾的乐声中落幕。
纽约“九一一”后布洛克笔下的这些人与那些人没这么工整戏剧性，同样大毁灭的背景之下，联系起他们的不是美好的音乐而是冷血谋杀。
从小说的命名、从小说角色的选取设计，我们感觉到布洛克堪称宏大的企图，但这个构图在小说的“实人实事”展开时却审慎起来了，我们读到了一点点象征，一点点讥诮，一点点控诉，也有一点点不满（如搭乘飞机的严厉安检），都只是一点点而已，其他的，便只是恍若无事的迷茫而已——我猜，这应该就是纽约到此为止的相当程度真实景况，也是书写者布洛克个人的犹豫。
这个纽约记忆里史无前例也没思维线索的奇特灾难，大家都还不知道该如何想它，像崩塌双塔后宛如缺了两颗大门牙露出的空茫风景。
把死亡还原
有一种如今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的说法，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斯大林率先讲出来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就只是个统计数字而已。
这样的说法今天常被用来控诉新闻媒体，但其实早在新闻媒体肆虐全球之前，如此效应就已成立了，也就是说这里头有基本人性起着作用，新闻媒体不过是在此一基础之上更荒谬更夸张更消耗地予以呈现或加以利用而已。
死亡是人们永远想不清楚、驯服不了的奇怪之事，有太多悬而无解的空白部分，我们永远等不到一个《白鲸》里借由棺材浮子从死亡处回返的以实玛利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死亡既是最突然的，却也是最稳定可预期的；是最可怖的，但我们却又同时知道它是最平常的，每天每时每刻都发生；它既是人一切情感、欢爱、梦想、思维毫无补偿的戛然终止，但我们却又看到了再多的死亡都阻挡不了地球继续运行，人们依然在街上行走，一旁殡仪馆火葬场的大烟囱时时一缕黄昏炊烟般唤人回家。
我们如何看待这样各据一端的死亡矛盾呢?这里我们依然只选其中一个点来谈，那就是死亡如何成为一种可感形式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悲天悯人的感受幅度不同，但大体上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没有内容没有着色的光秃秃死亡本身并不触动我们，只因为我们早已晓得这是一切有生之物的“合理”终点，除非我们察觉出此一死亡和我们自身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个联系既因死亡的降临而回光返照地彰显，更同时被此一死亡所悍然打断，我们于是感觉到某种丧失，并预言着我们自身他日的无可遁逃丧失，从而引发惊吓、不舍、哀恸、愤怒等种种情绪反应。
因此，不是死亡绝对量多寡的问题，而是这个联系的强弱深浅问题，换句话说，真正可感的不是我们未曾经历的陌生死亡，而是同情、同识、同处境、同梦想这些我们熟悉不疑事物的乍然失落，是生者的悲伤，像《红楼梦》书中，最触动林黛玉的死亡不是人，而是季节变换里寻常的花凋花谢，只因为对孤傲自怜又仍是文艺青年的黛玉而言，一朵辞枝的花和她生命的当下联系，除了贾宝玉，远远超过大观园中的云云众人。
也因此，在布洛克另一个杀手凯勒系列中，以宰人维生的职业杀手凯勒，对他受命狙杀的目标不愿有任何实质内容的了解，他只要一张没情感没想像的大头照，知道此人家住哪里、在哪里上班、在哪里出没游荡，生活动线及其地形地物如何，不想触及此人是否有妻子儿女、家中养不养猫狗、小孩做不做牙齿矫正等生活之事，这是杀手远庖厨的自我职业禁制，你不要去杀去吃一个熟人一个朋友。
死几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
我想，这倒不一定是数量让我们麻痹、让我们冷血的问题，而是我们有限容量的思维，装不下如此大举掩至的死亡，除非其中有亲人、有朋友故旧，否则你凝聚不了思维感受的焦点，发展不出必要的联系。
每一个死难者都跟你距离一样，这有点像古寓言里那只饥饿但理性的驴子，当它面对两堆完全等距等量的牧草时，它无法选择只有呆立饿死一途，当众多死难者完全等距且扁平地存在，它于是只能回归成一个概念，死亡的空洞概念，一个数字，抽象的统计数字。
因此，小说处理灾难性的众多死亡，便只能选择“这些人与那些人”式的作注形式，它得聚焦凝视有限的、甚至单一的死亡，和凯勒做的相反，重新告诉我们，这人或这几个人是否有妻有子，家里是不是养着猫狗，小孩多大多令人烦恼，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云云——小说书写，把陌生的死亡转变成熟人的死亡，也把遥远的死亡带到我们跟前，带进我们有限的经验感受范畴里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如此，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是如此，我的老师朱西宁先生的《八二三注》也是如此，不用说，布洛克的这本《小城》也是如此。
进行中的死难
惟一不同的是，《小城》写得早写得快，不像《战争与和平》《西线无战事》或《八二三注》的长时间等待、观看和思索——双塔倒了也清理了，尸骨已寒，纽约空气中的硝烟味和尘埃落尽，但人心中的尘埃没这么快，它仍在迷茫的风中漂浮游荡，在人心中，这仍是进行中、未完成的一次死亡。
我建议，我们把这本《小城》看成布洛克极带种、极负责任的一次职业实践，也把它当成新的纽约死亡的一部序曲。
汉密特小说中有句冷酷的话：“总有人得留下来数尸体。
”——在小说还原死亡悲剧的工作中，意思是，当我们一干寻常人等从惊吓中醒来，以统计数字来安置妥死难者，以遗忘来重新过日子时，小说家的劳动才正要开始，他辨识死者的工作更细致因此也就更缓慢，不止牙齿或DNA什么的而已，他还得像耐心修复破碎毁坏名画的工匠般，搜寻，拼凑，并用模拟想像、理解和同情补满空白残缺的部分，告诉我们，死的是谁，他曾经如何活在纽约大城，他原本想做什么，在死亡毫无道理抓到他之前。
我们仍希望这个数尸体的人是我们的老朋友马修·斯卡德，我们信任他的双眼，也最听懂他说的话。
《骗子的游戏》有一只名叫劳伦斯·布洛克的蝴蝶
这就是传说中的、劳伦斯·布洛克的第一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一年，有一只名叫劳伦斯·布洛克的蝴蝶在北美大陆某处，轻轻地拍了拍他才破茧的翅膀，不可察觉地改变了一点点空气中的气流。
五十年后，已习惯纽约老马修·斯卡德的我们，反而必须很用力地先挥开他深植我们心中的存在，而且还得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这不是斯卡德，这是另一个名叫乔·马林或管他叫什么的年轻人，否则我们会预期他做出斯卡德的反应，说出斯卡德会说的话，沉着且世故地布置出斯卡德式的终极诡计和收场。
这有点像你看惯了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法柜奇兵系列，当哈里森·福特跑去波兰斯基的《惊狂记》里演一个平凡人医生，因错拿机场皮箱误入一桩跨国大阴谋里，老婆被绑走，自己也屡屡陷入绝境并挨揍时，你总不由自主等着熟悉的配乐兴高采烈扬起，他会想起自己是谁，会戴上他的西部牛仔帽子，抽出腰间皮鞭、噼里啪啦把这些有眼无珠的小歹徒小配角给狠狠收拾一顿。
书中这个真名叫乔·马林的是一个很年轻的骗子，他没像一些小说里的“我”一样，没事细数自己家谱给我们听，他宁愿告诉我们的是：“用毛巾擦干身子时，我在镜中望见自己。
门面还在——结实的身体，下斜的双肩，晒成古铜色的皮肤，窄窄的腰身，还有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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