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把稿子存放在A处，朋友C从A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
C立刻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
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C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
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怎么救C，却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笔迹。
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会儿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从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
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
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A和B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
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
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
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代，大家一会儿为她担忧，一会儿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
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
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
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
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
大家说这是一定的。
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
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
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十四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
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
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
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
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
大家于是沉默良久。
我本还想说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
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庇护所而记得牢固。
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得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
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
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
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
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
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
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
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
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
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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