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呀——，那就好。”
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
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的红斑。
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
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
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
大伙回答：“不要钱。”
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
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
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
这才想起问问病史。
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坐下的嘛。”
“生下来就有？”
“噢——嘛！”
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
“糠菜半年粮”
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
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
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
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
，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
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差不多是真的。
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
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
，说是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
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
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
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
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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