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人变成“坏人”
之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
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之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怎么想，我猜他们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师和证人，律师不被关押，证人不被胁迫，家里的财产和物品不被展览，媒体上不出现“××死，百姓欢”
这样的标语。
人权这个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约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
但这恰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仅是“我”
的自由，而且是作为“我”
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
组成，而不是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
、数个身处中层的“你”
、以及无数身处底层的“他”
组成，也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
，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
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
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
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与其说来源于情感的需要，倒不如说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
一个为“大鸣大放大字报”
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
的学者，在一场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却愤恨痛斥为什么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个体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我觉得，这种“愤愤不平”
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由。
心理学“认知冲突”
理论认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于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有汽车冲过来时想躲闪一样。
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根据逻辑一致性，尊重他人权利就具有“引力”
。
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
据说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希特勒，要我说，人人内心还都有一个康德。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
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
本来两点可以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
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自己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亲自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别人被烫时的痛苦却不能唤起他们的同理与同情心。
数亿人只有通过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这样说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
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火的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就是一种意志。
（第2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