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主要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
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简直使我看不出一点“诗人”、“小说家”的自由散漫的迹象。
并且，使我感到，在他们那里，有些部队上的组织纪律性——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那时确实很喜欢这种军事情调。
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区刚刚成立游击队。
有一天，我在安国县，同当时在政治部工作的阎、陈两位同志走在大街上。
对面过来一位领导人，小阎整整军装，说：“主任！
我们给他敬个礼。
”临近的时候，素日以吊儿郎当著称的小阎，果然郑重地向主任敬了礼。
这一下，在我看来，真是给那个县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气氛，时隔多年，还活泼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们说到邵子南同志脾气很怪的时候，简直引不起我什么联想，说他固执，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
此外，他写了大量的歌词，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
战斗、生产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登台演戏，充当配角，帮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说，邵子南同志在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
虽然，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
但它好像也为后来的一些歌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例如过高的调门和过多的哭腔。
我之所以不喜欢它，是觉得这种形式，这些咏叹调，恐怕难为群众所接受，也许我把群众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当时，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张“化大众”，受到了批评，详细情形我不很了解。
他当时写的一些诗，确是很欧化的。
据我想，他在当时主张“化大众”，恐怕是片面地从文艺还要教育群众这个性能上着想，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是文艺的真正源泉这一个主要方面。
不久，他下乡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个村庄，担任小学教师。
在和群众一同战斗、一同生产的几年，并经过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变了他的看法。
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他忽然爱好起中国的旧小说，并发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据我看来，他有时好像又走上了一个极端，还是那样固执，以致在作品表现上有些模拟之处。
而且，虽然在形式上大众化了，但因为在情节上过分喜好离奇，在题材上多采用传说，从而减弱了作品内容的现实意义。
这与以前忽视现实生活的“欧化”，势将异途而同归。
如果再过一个时期，我相信他会再突破这一点，在创作上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他的可爱、可以亲近之处。
他的反映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不叫他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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