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讲两次。
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晓楼,讲授哲学,他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共同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学员们给他的代号是“矛盾”
,而赋予我的是“典型”
,因为我们口头上经常挂着这两个名词。
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
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
去文习武,成绩也不佳。
深县驻军首长,赠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他没有马夫,每天自己喂饮它。
有一天,他约我去秋郊试马。
在学院附近的庄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
然后,他牵马坠镫,叫我上去。
马固然跑得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
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晓楼已经作古,我是很怀念他的,他是深泽人。
阴历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不久就占领了深县城。
学院分散,我带领了一个剧团,到乡下演出,就叫流动剧团。
我们现编现演,常常挂上幕布,就发现敌情,把幕拆下,又到别村去演。
演员穿着服装,带着装束转移是常有的事。
这个剧团,活动时间虽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建国后,很多人成为名演员。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就调到阜平山地去了。
这个学院的学员,从那时起,转战南北,在部队,在地方,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
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
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
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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