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循循善诱“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挽救国家衰落”
，语气和语义的变化背后，我们隐约看到福山的些许怀疑和不自信。
福山的立论基于两个极富争议的命题：第一，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唯一可能的合法性源泉；第二，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遗憾的是，福山蜻蜓点水式的论证并不能说服他的读者。
约翰?格雷就指出，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最终并不落在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制，而在于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体面的生活，保护对公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化价值等。
格雷进一步认为，高效率和合法化的国家必须要体现出地方性而不是普适性的知识和价值，这是因为不仅法律和教育体系具有地方特殊性，就连经济制度也无法简单复制。
伊战之后，美欧分歧日深，争论焦点集中在国际干涉的合法性根据上：美国人认为国际干涉的合法性源于单个宪政国家内部的民主多数的意志，而欧洲人倾向于比特定国家更高的法律或者正义原则。
对此福山认为欧美的分歧体现出民族历史的差异性。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创建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理念，其民族认同的基础是公民而不是宗教、文化和种族，而欧洲人不然，在进入民主制之前他们已经共享了悠久的历史，身份认同的来源要复杂许多。
历史上欧洲出现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种政体，欧洲人看惯了它们的兴衰存亡，而美国却只存在过一种政体，它并不是稍纵即逝的政治妥协，而是世界上最为古老、至今仍旧生机盎然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总是笼罩着宗教式的尊严。
而美国人对“美国价值和制度的普适性”
的坚信，也时常让他们混淆狭隘的国家利益和更为广大的世界利益。
虽然仍旧在为美国的“先发制人”
战略作辩护，但是福山的立场较白宫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已经相当软化，他不但在多种场合直认“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
，而且承认美国价值和制度只是普适价值的“一种范例”
，并且不一定就是“必然正确”
的那一种。
不过福山反对人们过多纠缠于伊拉克战争这一特殊案例，主张把注意力放在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即，在一个由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寻找安全的要求，与国际组织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
在福山看来，欧洲的立场始终只有抽象的正确性而缺乏现实的可行性：首先，即使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比特定民族国家更高的法律和正义，但是在任何现存的国际机构中都难觅其踪；其次，由于现存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没有基本的执法能力，使得“国际社会”
终究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
这一镜花水月还体现在——福山借用罗伯特?卡根的话——欧洲人真的相信他们正生活在历史的终点，也即生活在一个总体上和平、在相当程度上由法律、规范和国际协议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权力政治和古典的现实政治成为冗余之物。
相反，美国人认为他们仍旧生活在历史之中，需要用传统的权力政治手段去应对各种所谓“邪恶势力”
的威胁。
福山对卡根的引述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它暗示出这个“历史终结论”
的作者最后承认了“福山的终结”
，因为他终于认识到，历史的最基本原则和制度仍有讨论的空间，世界依旧动荡，国家仍需强化，历史尚未终结！
（2005年）
（第2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