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相对于运动在本体论上的优越地位，会映射到伦理学上，于是古代人就认定静止是高贵的，而运动是卑贱的。
这个想法如此地合乎常情，以至于它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哲学观念，而更像是一个常识。
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这样论述静止的优越地位：“物体不受外力干扰，就会处在它该处的位置上，这是它的自然状态，也是一种高贵的状态。”
据说当年哥白尼为日心说提供辩护时，其中一个理由是，太阳比地球高贵，因此，静止不动的应该是太阳而不是地球。
静止是高贵的，反过来可以说，高贵的总是表现为静止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人的标志就是拥有大量的闲暇，能够极好地去利用闲暇。
每当行驶在类似于露天停车场的三环路上，我对于那些急匆匆、曲里拐弯不断超车和加塞的车主总抱以善意的同情，这些人之所以不停地在与时间和速度抗争，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闲暇”
这个词，他们的所有时间安排都是不由自主的，都是被其他人——顾客、老板或者女友——所决定的。
他们没有闲暇，有的只是“时效”
与“死限”
，过期不候，不是放弃别人就是被别人放弃。
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往往用一生乃至几代人去做同一件事情，比如为袁崇焕守墓370余年的佘家人，比如成吉思汗陵780年世代守候长明灯的守陵人，这种以百年乃至千年为单位的无时效行为，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只能是高山仰止、敬而远之。
李敖了解速度与遗忘的关系，也洞悉“电视不思考”
的真相，所以才能在大众文化时代左右逢源，做出一系列既政治正确又娱乐观众的行径。
事实上，大众文化的蜕变速度甚至超出了鲍曼的理论更新速度。
鲍曼在评价思想与速度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公认的观念”
才可能在电视时代占据特权地位，但这个想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台湾的政治格局，因为在一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的政治生态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公认的观念”
，久经沙场的台湾政治人物深知真理过于复杂，不可能存在于斗嘴之中，观念太多分歧，不可能通过演说说服对方，所以他们索性专心致志玩电视观众喜闻乐见的游戏，用“行为艺术”
替代“道德说教”
。
对李敖们来说，要想永远站在聚光灯下面，就必须充分体认“凡事都有时效”
这个不变的现代“逻格斯”
：任何招数不能用老，效果就像筷子，全都是一次性的。
当电视引领的那两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逐渐成为生活模仿的对象，现实中的人们便开始丧失平衡感。
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病症所在：生活模仿电视——人们在电视的诱惑下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真实体会，以及对真相的辨别能力。
昆德拉在《帷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大为赞叹，理由是这部小说的前四分之一、大约二百五十页的篇幅，仅仅处理了一天中的十五个小时，而且不超过四个背景（火车上，叶潘钦的家，加尼亚的寓所，纳斯塔西娅的寓所）中所发生的事情。
昆德拉的总结陈词是，只有在戏剧中，事件才会如此集中地发生在如此紧凑的时间和空间中，而随着情节的极端戏剧化——比如说加尼亚打了梅什金一个耳光，瓦丽娅朝加尼亚的脸吐唾沫，罗戈任与梅什金同时向同一个女人示爱——一切属于日常生活的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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