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大哲休谟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我们对于一切事实所做的归纳推论，都无法冠以“因果关联”
的名目，而只是心理习惯意义上的联想。
虽说休谟的观点并非定论，但在“归纳”
与“因果”
之间如此轻易地画等号，却正是犯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滥用“危险语句”
的错误。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这位作者的观点，从中国60年的成功之路中的确可以归纳总结出因果解释，并进而形成“中国模式”
，这个表述也隐含着普遍意义的意涵。
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称“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
，由此可见“模”
字隐含有模度（标准）、模准（样板，规范）、模宪（法则）等义。
而按《汉语大词典》，所谓“模式”
就是“事物的标准样式”
。
凡此种种皆指向了“中国模式”
一说隐含着“普世主义”
的意蕴，可是该作者却又反复强调“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仿效”
，口口声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这其中的矛盾和张力实在让人费解。
在马尔康姆的记忆里，维特根斯坦最本质的特点是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
当他在课堂上进行紧张的思考时，他常常觉得自己搞糊涂了，而且会毫无顾忌地把这点说出来，譬如说：“我是一个傻瓜！”
“你们的老师糟透了！”
“今天我确实太笨了！”
这种典型的希腊式智慧对于我们已经太过陌生，但它仍然向我们揭示着真正的哲人与热腾的日常闲谈和政治言说之间格格不入的品性，并提醒我们在面对喧嚣的流行观念时，或许应持哲学上的审慎。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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