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一代古典共产主义者随风远去，难寻踪迹，令人唏嘘。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白求恩随部队辗转于荒凉的大西北，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用他的话说，过的完全是“高强度的生活”
。
他在1939年8月15日写了两封信，一生中最后的两封长信。
其中一封给加拿大的党组织，另一封给一位未明身份的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同志”
。
在私人通信里，他偶尔述及1938年一年，其实不到一年的工作量：“去年我共行军3165英里，其中有400英里是徒步穿行于山西、陕西和河北三省。
我共做了762个手术，检查了1200名伤员。
我还重组了部队的卫生系统，写作和翻译了三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
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
如此繁重的工作，卓著的效绩，不要说一个人，就算一个小分队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像这样一个忘我工作，毫不讲究物质生活，从不计较个人酬劳，却又拥有一门专长技术可资利用的人，怎能不受革命的欢迎呢?
白求恩在信中坦陈道：“我不在乎日常的艰苦一一酷热和严寒，肮脏和虱子，一成不变的食物，崎岖的山路，没有火炉，没有床铺，没有澡堂。”
是的，他可以放弃为大众所追求的优裕的生活，忍受肉体所能担受的一切困苦；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需要的只是一种有信仰，有内在方向感的精神生活。
其实，他一直在谛听灵魂深处那个古老的声音——自由的呼唤，而且期待着身外热烈的回响。
真实的境况恰恰是:精神比物质更匮乏。
白求恩是一个技术知识分子，难得喜欢文艺，一生热爱写作。
多伦多大学出版他的文集《激情的政治》（1998），其中除了医学论文，还有诗、小说和戏剧，间有摄影和美术作品。
此外，就是大量的书信。
看来，文字被他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
来华以后，他每月都给毛泽东和加拿大党组织写工作汇报，频频地给各地的朋友写信。
意想不到的是，邮件极不规律，发出的信几乎没有回音。
他开始抱怨。
1938年底，他写信给马海德说: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经习惯了!向上帝保证，我已经习惯了。
又有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你的回信。
延安的医疗队于11月25日到了这里，却没有带来信件。
我一直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带给我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一封你的信，让我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
但是，他们却只带来一台没有电机和支架，所以将无法工作的X光机。
他们还带给我一听已经开封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
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我宁愿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顺便说一句，我从延安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开封。
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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