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
他多次写到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凶残，却又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
在《病后杂谈》中，他列举施于男子的“宫刑”
和用于女性的“幽闭”
，曾慨叹说：“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
他指出，中国的虐刑名目繁多，单是剥皮法就有种种，有“流贼”
式，也有“官式”
。
而统治者的统治艺术，始终为他所看重；直至去世前在题作《写于深夜里》的文章中，还以被囚的青年艺术家的话实行抨击，说是“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
。
《人类酷刑史》没有多少史论色彩，史料倒也算丰富，尤其是肉刑部分；有关精神酷刑方面，则揭载不详。
但是，作者毕竟把精神受虐问题提了出来，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酷刑的定义，也就是说，对于了解统治者的用心和策略，以及广大受迫害者的苦痛，是有意义的。
可以说，精神刑罚是肉体刑罚的一种补充或延长。
对于一些犯人的处决，例如中国著名的凌迟，之所以不是立即处死，都是为了使犯人感受折磨的痛苦。
在生命内部，精神与肉体的痛苦反应是互相影响的，因此，精神酷刑必然地以肉体酷刑为背景，由肉体痛苦转化为精神压力，用我们的辩证法的话来说，即所谓“物质变精神”
。
有一个叫比曼的英国法官说：“我认为，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一些重罪……所有其他招供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
实际上没有动用酷刑的时候，却将要对你动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给你，使你害怕受刑而在没有动刑之前就招供了，否则不会交代。”
透露酷刑的信息，其实就是制造恐怖。
制造恐怖的手段颇不少，例如戴“帽子”
，改变身份等等，看起来“文明”
许多，但是最终仍然是通往肉体受苦，甚或毁灭的。
要想在周围社会制造出一种恐怖气氛，把众多的人们普遍当成嫌疑犯，除了统治者，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是难以做到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酷刑很适合专制的国家，在那里，一切能引起恐惧的都是政府最合适的动机。”
作者伊恩斯同样把酷刑看作是官方的，一切酷刑都是政府行为，应当由政府负责，尤其是精神酷刑。
“感受不自由是莫大的痛苦”
。
精神酷刑，就是要使每一个受刑者感受到个人的思想、言论、著作以及其他行动所受到的严密控制，从而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放弃反抗。
这叫心的征服。
这种以瓦解个人的意志和人格为目的的刑罚，在中世纪是为了对付异端，以维护基督教的统一；在近世民族国家，则主要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维护意识形态的统一。
统一是根本的。
中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是，不存在从宗教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从秦皇朝开始，就已经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故又另当别论。
统治者从治世的经验出发，当杀不胜杀之际，大约觉察出了肉刑的缺陷，于是大量使用精神酷刑。
“在二十世纪，这种精神酷刑被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这就是《人类酷刑史》的结论。
书中把精神酷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制造恐惧，另一种是令人失去知觉。
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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