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
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
纵使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
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体温表更遥远了。
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
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
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
人兽同理。”
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桩内,马耳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贮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跪倒。
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战战兢兢地不敢上前。
兽医们从马的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
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
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子。
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
想起“人兽同理”
,我说:“那就送我一支体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
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
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的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
“准吗?”
我问。
毕竟这是兽用品。
“很准。”
他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
本来想钉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
“妈妈,你看!”
我高擎着那支体温表,好像它是透明的火炬。
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
它像一只苍鹰,在我心中盘桓了十几年。
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这上面的最高刻度可测到46摄氏度,要是人,恐怕早就不行了。”
我说:“只要准就行了呗!”
妈妈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
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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