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从此，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
一天，妈妈对我说：“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
我说：“他是教授！
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
那是顺路。”
妈妈说：“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
“我们看一会儿绿色。
最多就是一场眼睛保健操的工夫……”
我气愤地分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授。
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相信你，可别人有闲话。”
我大叫：“什么别人？！
不就是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吗？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
不管怎么说，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
怎么对教授讲呢？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
“那个老女人，眼斜心不正，简直是个克格勃！”
我义愤填膺。
教授注视着我，遗憾地说：“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
他忧郁得不再说什么。
下课以后，我撒腿就跑，竭力避开教授。
不巧，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像拦洪坝，把大家蓄到一处。
走到大院门口，教授赶到我面前，说：“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
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
可我有什么权利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
“您要走就走吧。”
我只有加快脚步，与教授分道扬镳。
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阴险地注视着我们。
“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
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
作为学生，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同教授走进大院。
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乜斜着我们。
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
“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
教授很执着地要求。
我吓了一跳，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了。
“算了！
算了！
您老人家别生气，今后不理她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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