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戴尔·沃伦[2]
1945年1月7日
亲爱的沃伦：
我终于把你的信从一堆日期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的邮件里翻出来了，你在《大西洋月刊》[3]上关于我战斗檄文[4]的信不禁让人精神一振。
千万别以为我是故意不写信给你的。
我太太觉得你这样的人实属罕见，因为你给我的两封信里都未提及你实际上和出版社过从甚密。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给我惹了不少麻烦。
P.马洛先生，这么一个沉湎于杯中物的俗人，从来不在执勤的时候和客户上床，现在居然也要来对我装文雅了。
“搞什么鬼！”
他叫着，“你难道要一直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吗？既然你会写——虽然写得不怎么地——那就赶紧忙活起来，写点儿关于我的什么东西！”
我能想象结果如何。
我猜啊，如果我再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哪怕就一篇，他就该问我要鞋套和单片眼镜，甚至开始收集老白镴物件了。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对于我来说，一点点就已经很要命了。
人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事，然后你还真就这么做了。
一开始我只不过想和一种迷人的新语言玩玩游戏，希望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尝试创造出一种表达方式，写出来的东西既不会太高深，可又蕴含着真正的文学作品才有的那种力量。
见鬼，我才不管自己写出来的究竟是哪种故事。
我之所以写惊险故事，是因为环顾四周所见之处，这是唯一一种相对诚实且不谈政党路线的写作方式。
现如今，有人对我的文体评头论足，另一些人则告诉我，我有社会良知。
P.马洛的社会良知只有一匹马那么多。
他有的是个人良知，而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些人觉得我对生活丑恶的一面写得太多。
帮帮忙！
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我只说出来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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