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所有给《马丁·菲耶罗》和《船头》撰稿的诗人们的作品——在允许我们尝试个人多样化著作之前的所有作品——绝对是按照《伤感的月历》的某几页预先考虑好的。
在《烟火》、《城市之月》、《月球学拾遗》、《颂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定义中……在此卷的序言中，卢贡内斯要求丰富多样的比喻和韵律。
我们，十二三年以后，热情地积累着种种比喻而明显地拒绝韵律。
我们是卢贡内斯一个方面的晚期继承人。
谁也没有指出这一点，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不押韵总是会惹恼我们的读者，他们——少量的、不用心的和暴躁的——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诗乃是一种混乱，乃是疯狂时或者无奈时偶然而可悲的作品。
另一些更年轻的人，他们以同样不公平的颂扬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藐视。
卢贡内斯的反应是合理的。
我们的比喻习作不能引起他的丝毫兴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那些东西他早就用尽了。
我们不押韵的做法也没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也并不是不符合逻辑或难以置信的。
不可思议的乃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今天，居然仍有人抱着简直是自言自语的争论不放。
而我们呢？如果我们脑中对于卢贡内斯的某些意象没有一种挡不住的、美妙的回忆，我们的眼睛也就不会停留在院子上空或者窗前的明月；也就不会激情满怀地看着日落，重复“永恒的太阳像猛虎般死去”
这样的诗句。
我知道我们在捍卫着一种美以及它的创造者，尽管带着某种不公平，带着某种轻蔑和嘲笑。
我们做得对，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些人。
让不肯轻信的读者去审视《伤感的月历》，随后再去审视《有轨电车读诗二十首》或者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或《栖息架》，在这过程里他们不会感觉从一种气候过渡到了另一种气候。
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某种线性的重复，尽管存在这种重复；也不是说每本书的内在价值，这些自然是不可比的；也不是说它们不尽相同的目的，抑或各自的幸运和不幸。
我说的是他们文学的习惯、使用的手法以及句法的完全等同性。
从上面那些书的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相隔有十五年之久，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属于同一时代。
从本质上它们确确实实是同时代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想说它们不是。
众所周知，没有哪一代文学不挑选两三位先驱人物：几位受尊敬的、不合时代的男子，他们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而能免遭厄运。
我们这一代挑选了两位。
一位是毋庸置疑的天才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我无法忍受他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模仿者；另一位是《水晶颈铃》的作者，未成年的吉拉尔德斯，这本书中卢贡内斯的影响——《伤感的月历》中幽默的卢贡内斯——是相当明显的。
确实，事实对我的论点也很有利。
陈泉译
[1]此篇初刊于1937年2月26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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