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中的论战过程（绝无仅有的论战过程）并不复杂，只是简单地把对手的论点加以歪曲或简化，然后用其来证明其简单和畸形。
甚至预先的简化和歪曲工作也往往是不费力气的，通常对手的信奉者们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里说的对手是朱利安·班达。
反驳者声称：
“朱利安·班达先生出色地想到了思辨及有关道德原则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但同时指出它与现实、与人类世界是不相容的，因此，谨慎者最好是不去理会这个邪恶的、物欲横流的世界，而是退回到纯粹观望的位置……班达先生认为，思辨与现实是不相容的。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这种不相容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生命的自然运动，推动了我们的思辨。
要证明这一点不需要挖空心思找论据，只要正确地分析一下我们的自发行为就行了。
我已尝试做过这样的分析。”
我不想做一贯正确的人，也没有这个习惯，但我要说班达的贡献不仅仅止于“出色地想到了思辨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这不过是修辞上的消遣而已，而且在他的理论里，不管是明言还是暗指，都找不到理性与现实不相容的论点。
至于拉蒙·费尔南德斯指责他被吓得无所作为，那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他面对一九三六年的意大利帝国主义、面对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和面对德雷福斯事件[1]的坚决态度就足够了。
黄锦炎译
[1]一八九四年，法国总参谋部的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向德国泄露军事机密，其妻友却认为他是无辜的，在法国知识界和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左拉等为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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