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雅俗之争，在当今震天价的“转型”
喧嚣中，吵得甚欢。
有誓死卫雅而痛心疾俗的，有爱俗笑雅而劝雅降俗的，也有荡秋千于雅俗之间两面飞吻的，还有一笔抹杀雅俗，统统谓之“文学那玩意儿”
的。
笔者也曾草过一篇《大雅不是俗》，作出一副“不俗”
的姿态，仿佛身居那“斗私批修”
的岁月，人们都得表个态似的。
可是偶尔脑子里闪过“金庸”
二字，恰如遭了一记“飞龙在天”
的霹雳，明晃晃地照出雅俗混战中无数人可笑的缝隙。
因为有了金庸，武侠小说不能再被滥称为“武打小说”
，不能再一概目之为“通俗文学”
，甚至以往的俗文学定义的根基都受到了震撼。
然而，还没有人敢于推窗一吼：金庸属于雅文学！
尽管海外的“金学”
已蔚然可观，大陆的“金学”
也悄然萌动，尽管严家炎这样的学术大宗师也到美国去讲过金庸，陈平原这样的顶尖高手也出版过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但若说金庸具有雅文学的什么意义，却多少有点耸人听闻似的。
中国人最担心的事就是“乱了名分”
。
不过正因为有了雅俗混战，金庸的雅文学意义便越来越清晰了。
如果说雅俗的区别在于作品的思想观念是先锋性还是大众性，那么金庸的小说从来就不是媚俗的。
相反，金庸小说的“教化功能”
十分强烈。
这种教化不是让读者安于现存秩序，不是迎合满足读者的一己私愿，而是带有深刻的批判色彩和振聋发聩的启蒙性。
金庸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描绘他笔下的芸芸众生。
读他的作品，使人有时心如澡雪，昂扬奋发，有时掩卷深思，三月不知肉味。
即使把“先锋性”
单纯理解为现代工业社会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这在金庸的作品中也表现到了不逊于任何一位“先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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