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以后的中国，选择了革命。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革命？让我们从一幅最生动的中国人画像中去找找答案。
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
专拦出现了一篇奇文，叫做《阿Q正传》。
作者似乎要切“开心话”
之题，在文章的名目，立传的通例，传主的名字、籍贯等问题上反复纠缠考辨，极尽调侃之能事，大有“后现代”
的解构主义风采。
可是人们读了却又感觉难以畅怀大笑，因为分明感觉到这篇不像小说的小说似乎是在讽刺什么。
但又摸不准是在讽剌什么。
看上去处处可乐，摸上去却处处有刺。
副刊的主编孙伏园也觉出不很“开心”
，于是从第二章起，便移到“新文艺”
栏目中去了。
小说的开头仿佛是有点漫不经心，“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
。
虽然不很“开心”
，却越来越让人疑心、痛心、触目惊心。
几年后《现代评论》上有一篇涵庐（高一涵）的《闲话》回忆道：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
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
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
……从此疑神疑鬼，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
等到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直到《阿Q正传》收入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鲁迅说：“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鲁迅尽管“悲愤”
着，然而阿Q究竟是谁？人们一直在议论、分析、研究、争执着。
小说还没有载完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后来沈雁冰又进一步说：“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特点的一种。”
鲁迅自己则说是要通过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说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
。
但是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阿Q被认为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
的典型。
这意思是说，中国农民——更不用说全体中国人——本不是这样的，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春风还未吹到未庄之时，才出现了阿Q。
到了80年代，在新时期的启蒙主义浪潮中，人们又把“阿Q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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