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虽然日益壮大，经典意义上的“恋爱”
却比例不高。
所谓“假性恋爱”
像商场里的假冒商品一样琳琅满目。
为了赶时髦、为了摆脱孤独、为了炫耀、为了解决学习困难或生活困难，为了好奇，为了简单的生理冲动，都可以使缺乏支柱的当事人“谈恋爱”
。
恋爱问题实际上辐射和反映着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道德观层面。
道德观的失控与缺席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既头疼又无奈的首选问题。
以北京大学为龙头，90年代各地高校崛起了一批“爱心社”
，受到了从学校领导直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
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被叫做“精品社团”
。
爱心社倡导最基本的文明礼貌行为，比如打扫楼道卫生、将自行车码放整齐、为教师擦黑板，照顾生病的老师同学等等。
当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员本来应该养成自然习惯的行为被当成规范和准则进行倡导时，人们一方面肯定爱心社本身，另一方面则不免发出浩叹。
当十字路口出现了这样的标牌：“红灯时请您停车”
，当公厕内贴出这样的告示，“请您便溺入池”
当高速公路旁边闪过这样的标语：“不得武装抗税”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爱心社成为社团中的精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9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念有淡化的趋向，政治上的追求更多与实际利益挂钩。
有一些学生开始比较加入执政党还是民主党派所获得的利益更多。
在一些道德状况或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査中，都表现了多元和功利的倾向。
集体观念的淡漠，阳奉阴违的处世哲学，伴随着的却不是个人奋斗的顺利和自我意识的成熟。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君子和才子也都减少了。
人们也许只能祈求“祸兮福之所倚”
。
写书，不是为了做学问；读书，也不是为了求知识。
90年代的大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天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找到好工作。
高考与分配，成了指向“好工作”
的两点准星，至于二者之间本应用于增长才学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则愈来愈有“赘疣”
之嫌。
为了留在大城市，为了能分配到级别高、油水足的单位，每一年的应届毕业生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织的妙剧。
很多当事者体会到，人的命运是那样的捉摸不定，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改变一个人数十年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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