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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在晚清民初，中国的知识青年最崇拜的两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马志尼和俄罗斯的苏菲亚。
有一首诗说：“嫁夫当嫁马志尼，娶妻当娶苏菲亚。”
苏菲亚是俄国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晚清的《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从此，身穿便捷男装就成为最激进最优秀女子的一大爱好。
“女扮男装的女子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普遍意识。
金庸小说中许多最杰出的女侠，都是喜欢男装或是以男装出场的，例如黄蓉、赵敏、阿朱、霍青桐、温青青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是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变服易制”
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
女性有意识有规模地开始穿男人的衣服，只有在传统社会走向崩溃之际才可能成为事实。
秋瑾的“貂寒换酒”
，换掉的是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奴隶身份，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男女关系时代的发端。
即使从最庸俗的实利角度出发，今天的男女也应该感谢秋瑾和她的同志们，因为中国女人从那时起，可以不穿裙子了。
借用一句雪莱的名言说：“不穿裙子的时代来了，不穿裤子的时代还远吗？”
不过放眼全中国，一百年前，秋瑾式的时装先锋毕竟还是少数。
大多数中国女子尽管向往着先锋，但自己仍旧穿着传统的遮风袄、扫地裙，再加上一双马蹄鞋。
在时装领域有一个规律，最时髦的服装往往是由“坏”
女人带头穿起来的。
晚清最先穿着男装的，除了革命女性之外，就要数“每下愈况”
的妓女了。
在亚洲第一大都会的上海，妓女们得风气之先。
上海最早的青楼妓馆大概在现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后来发展到唐家弄、梅家弄、鸳鸯厅等处。
作为国际大城市的色情工作者，服务对象当然不限于炎黄子孙。
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黑鬼子、红鬼子，只要有硬通货，就可以“天涯若比邻”
。
外国鬼子还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批“洋妓”
，公开宣扬无耻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外事工作需要”
加上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迫使上海的妓女们放弃林黛玉情调，改向欧罗巴风格看齐。
许多妓女用花巾包头，穿着绣鞋花裤，盘发净脸，皮白肉嫩，天足飒爽，步履矫健，一时成为上海滩一景。
广州由于开设了许多洋行，妓女的服饰也比较开放。
大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写过一首《咏粤妓》：“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
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
放弃三寸金莲，以天足为美，妓女也是先行者。
由于不缠足，便可以穿男鞋男靴，进而全副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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