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断学习纯文学，亦步亦趋地向前的。
（61）文学史告诉我们，事实要复杂得多。
在更多的情况下，不是纯文学带动俗文学，而是俗文学带动纯文学发展的。
即以20世纪而言，五四新文学的最大特色固然是域外因素，但其情节模式和故事母题往往就来自于鸳鸯蝴蝶派。
茅盾第一篇小说《幻灭》的主人公在爱情乏味后前去参加南昌起义，正是鸳蝴派典型的“爱情破灭——参加革命——战死武昌城下”
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30年代的“革命加恋爱”
的普罗小说中被发挥到泛滥的程度。
多角恋爱、城乡文明冲突等也是新文学最爱借用的旧派拿手节目。
至于写“人生或一断面”
的小说结构方式和使用白话等，也均非新文学的专利，通俗小说早已实验了多年。
通俗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固然使其有模式化的一面。
但另一面它又具有游戏性，游戏便促使它进行形式上的种种探索和创新，这些都是今日的学者们所根本忽视的。
说到五四新文学的先锋姿态，其实也只不过持续了十几年。
从30年代以后，新文学渐渐中止了它的探索性，反过头来，开始在通俗文学的“镜像”
中深省自身的荒谬。
这种深省是否合理我们不作评论，但毕竟到了40年代，出现了雅俗合流的复杂文化景观，通俗小说水平大长，而新文学却停留在30年代的“现实主义"
模式上。
此后的几十年内，在“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的总体原则下，中国文学全面通俗化，造成了当代文学的主旋律和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
而这并非是通俗文学的幸事。
80年代的先锋文学持续的时间还不如五四时期长，就迅速被淹没在90年代商业大潮的滔天巨浪中了。
所以，不研究、不强调通俗文学的艺术价值，就无以深入研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最后也必然危及通俗文学研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以上的借题发挥，完全是由于这套评传丛书以其丰厚充实给本文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出发点。
实际上，“双翼观”
如果能够真的成为当今学界的共识，我们就已该焚香谢天了。
傲慢与偏见，从来是学术界的不治之症。
从这个角度看，范伯群教授等不但值得尊敬，也是值得佩服的。
据说他们跑遍了京津沪苏鲁浙等地的图书馆，光目录卡就做了上万张，真是下了“千淘万漉”
的功夫。
但是用严格的不恭维的态度说，还不能认为已经做到了“吹尽狂沙”
。
丛书的选、编、校、点，都颇见功力。
也许是材料搜罗困难所致，各评传的篇幅相差略大，长者数万字，短者仅数千，有的评多传少。
至于评传的精彩程度，除范伯群教授等宝刀娴熟外，陈子平、刘祥安等少年老成，微言谈中，亦鞭辟人里。
相信在即将到来的通俗文学研究的兴盛时期，他们能够更上层楼，吹尽恒河沙，淘出足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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