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五代时藩镇的兵是黄巢的余众，明末的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与四镇兵之间随意跑来跑去，清末的农民可以从太平军与捻乱转变为湘军与淮军，皆是中国农民的不甘于只做一个阶级，而要与天下人在一起。
所以共产党当初强调土地国有与农民的阶级，倒反使农民感觉寂寞，而后来是说为抗战与解放，农民爱他的这气魄，而且减租分地亦说是只照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军的。
孙先生当年，也不是农民协会有什么作用，而是以国民革命军来吸收农民，他是晓得以英雄豪杰待农民。
中国的工人亦和农民一样不作阶级斗争，因为凡是中国人皆有一种达观，常说钱是要人赚的，亦要人会得用，又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西洋人孜孜为利是为上帝服务，何等正经，而中国人说赚钱则不过是骗骗而已，你问他：“宝号的生意很得法？”
他答：“好说好说，也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日子。”
这样的谦逊而洒脱，把郑重的事亦只当是小小的调皮。
这样，便连阶级的利害也认真不起来。
中国的资本家没有增积资本的神圣观念，却是只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
逢到大事情，则尤其看得开，比方抗战当年上海的厂主店主，觉得沦陷时期还讲什么，就让工资提高吧，而抗战胜利了，则又是大家的喜事，让工人也得点好处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资，中国在战时及战后工资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
又如地主，见佃农不缴抗战时期的租也就罢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后也要追缴的，为了权利义务的神圣观念，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产业的精神未立，但中国人把雇佣关系亦依于做人的道理，实是廓清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的基本德性。
中国的现代工人罢工远比西洋工人活泼，恰如中国农民向来敢和地主打官司，为西洋封建时代所无，但并非以阶级斗阶级，而宁是以平人斗阶级。
特别是零碎的罢工比西洋多，工人只因厂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就罢工，但是除了那次为五卅惨案对日本及英帝国主义者，竟没有过大罢工，因大罢工需有阶级意识，而他们是在争待遇的场合亦看各厂的情形不同，分别交涉。
有时为声援他厂的工人而加入罢工，也是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纱厂，经理来工房和女工搭讪，工人大家都嘘起来，唬得那经理连忙退出。
他们又极恨讨好上头的人。
这好像阶级的敌对意识很深，其实也只是出于侠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思无邪。
又有个女工，外面来了求爱信，她拿给工友们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热心替她查询，打听得那人当小学教员，是规矩的，乡下家里也并无妻子，又找他当面谈了，把话都扣着实，然后大家帮助那女工和他结婚，个个都送礼去吃喜酒。
这又好像阶级爱很深，其实都是兄弟姊妹的亲情。
他们慷慨，要朋友，同乡人来上海，他们殷勤招待，使用钱财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华在他们都成为好。
连他们的工会也是帮会性格的，讲江湖义气。
战时我在汉阳鹦鹉洲，看见长江水手工会开会，在庙里大碗饮酒，大箩盛饭，好像打斋，一桌一桌从山门里直摆到山门外。
他们商量职业上的利害问题三言两语就完毕，聚谈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灯市工会也会搭台做戏，五月五划龙船今年谁家值头之类。
上海的工会虽然不同些，性情亦还是一样。
中国工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但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党与工人运动那样狭隘的东西则他们并不喜。
他们的工会活动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为领袖，他们倒是听从虞洽卿杜月笙那样的人的话，又敬重孙中山先生。
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孙先生是现代中国之王，既是众人的领袖，亦就是工人的领袖了。
中国的商人亦是这种性格。
上海向来是政治家避难的地方，不只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难了肯照应。
他们不为作政治投资，却是觉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总是人生的风华。
他们看政局变动只是普通的人世沧桑，倒能超出势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们帮忙，他们总来的。
但他们不想自己组织政党，也不喜以商会的资格去参加政治活动。
而亦是这种人世的旷荡清澄，所以他们过去弃绝了太平军，后又校正了北伐军，乃至对日本军亦能看得见他们的失败，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现代产业界之王是虞洽卿，宁波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
他出身钱庄学徒，而他的生活仿佛就是全上海，从小他爱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经事情闲话一句就为定，连无须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为无信的人说的。
他在银行里还存有钱没有他亦自己不知道，人家请他帮忙他都答应，开的支票每每不兑现，他亦不以为意，人亦不疑他的诚意与信用。
他是财神，他的财富连他自己不识深浅，他用的钱不知是那里来的，只要天下人有市面像百花竞发，他自己是花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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