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回来，是一九六六年，整个局势全变了，被贬谪的人关进了监狱。
我一下火车就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文化部文艺界的总牛棚）。
批斗的大字报贴满墙，田汉、林默涵等，都关在这里。
周扬的名字赫然在目，人已经病倒，而且抓起来了，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
文艺界最重大的问题，已经全部被英明地发现出来。
文艺界就此彻底瓦解。
这使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反倒放了心，反正无可系恋，去劳动改造就是。
在干校，我们谈起将来的前途，差不多都说：“将来若有解放回去的那一天，文艺这行决不干了，编辑决不当了，文章更是打死我也不写了。”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
垮台，人们好像从梦里醒来。
有一回，我到中组部招待所去看解放不久的蒋南翔。
老蒋对我说：“周扬听说你来了，他想看看你，好吗？”
我说：“行。”
于是我和周扬同志在老蒋屋里见了面。
他见了我，微笑握手，好像没有多久不见，问我：“你怎么样了？”
我当然只能回答：“这些年，犯错误，受了些罪。”
他仍然以从前接见我时的平和仪态向我轻轻点点头，安慰似的说：“那没有什么，你是犯的小错误，我犯的大错误嘛。”
后来他问我文艺界一些人的情况，大概这时他见到的人还不多。
他犯的大错误是什么？没有明确告诉我。
但是我已经有感觉，他不再自认为是正确的了，而且可能也不再认为那些由自己的嘴说出来的全是英明正确的了。
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
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
那以后不久，我去上海，曾和一些青年作者座谈，记得其中有张胜友、孙颙、叶辛这些当时才露头角的人。
他们正在思想刚刚得到解放的火头上，提出来：“像周扬这种人，整掉了文艺界那么多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跟他讲一讲理？”
我不能完全代替周扬声明他的苦衷，只觉得摸到一点门，只说了一句：“事情看来很复杂。”
广州召开文代会，那是很热烈的一次会。
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李季……全都去了。
我并无资格专程前往，却由于组稿，也碰巧去了。
会上这几位领导都讲了话，批驳了江青的“黑八论”
之说。
会后几个人同游肇庆七星岩，林默涵、光年和我像青年一样，奋勇登山，周扬、夏衍上不去，笑着站在山坡下指点。
那个晚上，大家同宿波月楼，各人执笔题诗，诗人张光年、李季写了，不会写诗的也都写了。
十年苦难不能见面，此时真是逸兴遄飞。
诗写完了，大家赏月，又坐在周扬屋里闲谈话旧，谈得无拘无束，记得周扬同志笑着，指着我说：“王作民告诉过我，你原来是个大家闺秀出身哪，怪不得会写诗。”
大家做打油诗说：“两条汉子又重来……”
人们笑着，享受着这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朋友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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