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
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
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
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
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
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
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
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
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
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
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
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
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
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
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
后来始终没有去。
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
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
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
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
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
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
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
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
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
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
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
《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歹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
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
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
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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