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不能只是收藏古代，后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时代和脚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环境里作出的文化选择。
官，还是认认真真地做。
朝廷的事，还是小心翼翼地对付。
但是，作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这个地方的文物典章、历史沿革、风土习俗，那就必须找书了。
见到当地的官员缙绅，需要询问的事情大多也离不开这些内容。
谈完正事，为了互表风雅，更会集中谈书，尤其是当地的文风书讯。
平时巡视察访，又未免以斯文之地为重。
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寻常生态，不同的是，范钦把书的事情做认真了。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问了一宗大案，也许是理清了几笔财务，衙堂威仪，朝野礼数，不一而足。
而他最感兴趣的，是差役悄悄递上的那个蓝布包袱，是袖中轻轻拈着的那份待购书目。
他心里明白，这是公暇琐事，私自爱好，不能妨碍了朝廷正事。
但是当他历尽宦海风浪终于退休之后就产生了疑惑：做官和藏书，究竟哪一项更重要？
我们站在几百年后远远看去则已经毫无疑惑：对范钦来说，藏书是他的生平主业，做官则是业余。
甚至可以说，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覆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又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
四
范钦对书的兴趣，显然已到了痴迷的程度。
痴迷，带有一种非功利的盲目性。
正是这种可爱的盲目性，使文化在应付实用之外还拥有大批忠诚的守护者，不倦地吟诵着。
痴迷是不讲理由的。
中国历史上痴迷书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饥挨冻，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灯光下手不释卷。
这中间，因为喜欢书中的诗文而痴迷，那还不算真正的痴迷；不问书中的内容而痴迷，那就又上了一个等级。
在这个等级上，只要听说是书，只要手指能触摸到薄薄的宣纸，就兴奋莫名，浑身舒畅。
我觉得范钦对书的痴迷，属于后一种。
他本人的诗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来读了，甚觉一般，因此不认为他会对书中的诗文有特殊的敏感。
他所敏感的，只是书本身。
于是，只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学家，才有这么一股粗拙强硬的劲头，把藏书的事业做得那么大、那么好、那么久。
他在仕途上的历练，尤其是在工部具体负责各种官府、器杖、城隍、坛庙的营造和修理的实践，使他把藏书当做了一项工程，这又是其他藏书家做不到的了。
不讲理由的痴迷，再加上工程师般的精细，这就使范钦成了范钦，天一阁成了天一阁。
五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
范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行为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光耀门庭的荣幸，还是一场绵延久远的苦役。
范钦在退休归里之后，一方面用比从前更大的劲头捜集书籍，使藏书数量大大增加，一方面则冷静地观察着自己的儿子能不能继承这些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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