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统一了话语，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
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
。
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发发牢骚。
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思想和作品，但无可讳言，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
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
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
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
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
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其实很深刻。
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够证明反抗过。
这中间没有等号，不能进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他居然看出来，“生”
是暗指“僧”
，骂他做过和尚，“作则”
是骂他“做贼”
。
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乾法坤，藻饰太平”
，他居然看出来，“法坤”
是暗指“发髡”
，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
则是“早失太平”
。
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
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稍有一点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据我判断，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已的披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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