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况就更加严重。
他们经过极短时间的互相模仿，居然夺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天天进行着反文明、反文化的示范。
我父亲和叔叔，以及后来的岳父，都在那个时候受到严重迫害。
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范，最终集中在一种观念上，那就是：攻击永远有理，伤害永远无愧，名人永远有罪，罪名永远无限。
这种观念立即普及于社会，使文化顷刻变得形影相吊、孤立无助。
第二方面，是全国停课废学，“上山下乡”
。
说农村就是学校，农民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全盘取消教学，全盘否定城市。
这种情况，自从中国进人文明门槛之后，在非战争状态下还是第一次发生。
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很多暴力，却没有停止教学，因此法国文化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停课废学，由于事涉千家万户，牵连文化传承，实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事件，等于爆发了一场文化大地震。
我们全家子女从我开始，留下了毫无指望的祖母、父亲、母亲，全部“上山下乡”
，无一幸免。
在农场劳动时，我们藏在箱底的那些书也被收缴了，可见这是一场彻底反文化的灾难。
曾经作为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课废学、“上山下乡”
所造成的刺痛，当然更加强烈。
记得当时上海编排了一台话剧，强迫每个即将“上山下乡”
的学生和家长必须去看，甚至一遍遍反复去看。
这个戏一再告诉观众，教育是多么有害，学校是多么有害，边疆是多么美好，使学生和家长彻底解除了对于投入极其艰苦的边疆农牧生活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直到“文革”
结束，那批伤痕累累的中年人终于回城，一定要找那个剧作者算账。
那个剧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乡”
代表者的身份为他开脱。
我真的去为他开脱了，并且至今认为，那个戏虽然祸及家家户户，但整个社会悲剧的责任不应该由那个剧作者来承担。
不过，这个事件平息之后，我也曾对那位作者说，一个文化人写错点什么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的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能马虎。
三
转机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极左势力因内讧而受挫，政府中的开明派领导人执掌实权，着手恢复教育、文化和科技。
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认为，“文革”
在一九七一年就结束了，为期五年。
因为它的“逻辑抛物线”
已经落地，以后的日子，只是一场有关纠正这五年还是维护这五年的斗争。
连不太过问政治的作家张爱玲也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赞同这个终结期。
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根据“文革”
发动者自己的说法，把中共九大定为终结期，那就更早了。
这个问题，留待历史学家们继续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后即使还算是“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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