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一些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
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
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
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二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
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
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
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
”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
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
相反，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
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
但在整体上，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
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搅起新的社会灾难？几乎难于避免，而且难于预测。
在如此无奈中，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像叔叔那样为谣言自戕，不像爸爸那样与谣言争辩。
我从父辈身上获得的这两大教训，可能是世间对谣言最明智的认识。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这种最明智的认识，居然，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
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
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
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内容比较固定，两三项诬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击，范围漫无边际。
从所谓“文革历史”、“文史差错”、“文化口红”、“地震捐款”、“阻止请愿”到“深圳赠房”、“遗产大会”、“美女作家”、“离婚声明”等等，面面俱到，与时俱进；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来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
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几乎都在炫耀权势，标榜背景，展示团队、高谈法律，让谣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谣言攻击，从现存的材料看，发动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摆弄极左口号。
而攻击我的造谣者，却擅长笔墨，会编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动性。
——仅此五点，我就有信心对叔叔、爸爸说：“千乘万骑，久围一人，比之父辈，纵亡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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