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造反”
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
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
“文革”
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
。
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
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
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这时，高声喇叭突然震响，几乎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
喇叭里的广播夹带着不少“革命谩骂”
，然后又全变成了“革命样板戏”
。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
我这才隐隐听到，教室楼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
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
，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
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
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
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
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
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
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
孙老师。
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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