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
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
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
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
她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
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
这确实很有可能。
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
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
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
。
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
“文革”
中，一切被“打倒”
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
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
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
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
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
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
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
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
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
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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