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在法国一年缩短了十天[1]。
那次改革该引出多少变动！
真是惊天又动地。
然而一切仍原封不动：我的邻人仍然在他们一向认定的准确时间进行播种、收获，仍然在适当时机做买卖，仍然相信一些日子吉利另一些日子不吉利。
我们在习惯上既没有出什么差错，也不见有什么改善。
反正事事处处都显得没有把握，人们的认识既粗浅又模糊、迟钝。
有人说，照下面这样规定实行起来可能更为方便：按奥古斯丁的作法，在一些年份取消闰年那一天，闰年那一天本来就是引起麻烦和混乱的日子。
取消闰年可以一直到正好还清正常年份所欠的日子（这次纠正连这一点也没有作到，我们仍然拖欠几天）。
在将来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欠的日子补回来，可以安排在某些年份的周期之后，让这个非常的日子仍得以取消，因此今后我们的误算就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
我们只能以年来计算时间，多少世纪以来全世界都是如此运算的！
因此，这是一个我们还未能终止的衡量尺度，而这个尺度也使我们天天考虑别的国家计算时间会采取什么样不同的形式，那些形式的用途又如何。
有人这么说，天体变老时是否在逐渐缩小，从而使我们几小时，甚至几天几月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普鲁塔克说[2]，还在他的年代占星术就未能界定月亮的运行，此为何意？对过去的事作翔实记载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我此刻正在胡思乱想（我经常如此），我在想，人类的理性是怎样一种不受约束不明确的工具！
我通常看见人们对别人提出的事情都乐意刨根问底追溯原委，却不甚乐意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把事情本身搁置一边，却把时间消磨于探索事物的起因。
滑稽的健谈者[3]。
了解事情的原由不能由我们而只能由操纵事情的人进行，因为我们只承受那些事，我们出于天性也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事，但不能深入到事情的根源和实质[4]。
了解酒的基本性能的人并不比我们更喜欢酒。
恰恰相反！
在处事之道里搀杂自以为是时，身心都会终止自己处事的正确性而且使正确性变质。
决定、了解和给予都属于管理者，统治者；下属、从属者、初出茅庐者只能享有、接受。
再谈谈我们的习惯。
人们忽略事实，却留心考察后果。
他们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应当说：“有这回事吗？”
我们的推理能够丰富一百个别的世界，并追溯出那些世界的起源和结构。
推理不需要物质基础；你就任推理随意驰骋吧：它能建筑在空处也能建筑在实处，可以靠虚幻建造，也可以靠物质建造。
能给轻烟以重量[5]。
——佩尔斯
我认为几乎处处都应说：“没有这回事。”
我可以经常这样回答，但我不敢，因为他们嚷嚷说，这是智力低下和愚昧造成的失败。
于是我往往得充当喜剧演员以对付一些无聊的、我根本不相信的问题和无稽之谈。
加之事实上要干脆否定某个实际建议又有生硬和咄咄逼人之嫌。
尤其对那些很难说服人的事，很少人敢不肯定自己亲眼见过，很少人敢不引出一些证据供官方解决我们的矛盾。
出于这种习惯，我们便知道千百种从不存在的事情的依据和原由。
世界便在千百个问题上发生冲突，而这些问题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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