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
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革命”
的主要对象，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了。
这里所记的是一个“陪斗者”
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
里的小小一个侧面。
一九八六年
一 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
“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
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
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
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
。
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
“揪出来”
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
。
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
我们同组“揪出来”
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
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
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
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癞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
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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