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方邀请了两位中国作家与会，另有一位生活在德国，用德语写作的中国人，是一位女作家。
邀请的两位中国作家中，一位是香港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梁秉钧先生。
梁秉钧先生，笔名也斯，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通过《台港文学选刊》拜读过梁秉钧先生的诗歌与小说，而且非常喜欢，所以我对他非常尊重。
梁秉钧先生当时是从加拿大飞赴德国的。
另一位就是我。
我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我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被译成了德文，另一部长篇小说《花腔》的德文版也即将出版。
会议的地点是在德国北部城市杜塞尔多夫郊外的某个地方。
那里原是基督教会所在地，战后成为一个学术团体管理的会议中心，像个小小的度假村，非常安静，坐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布谷鸟的鸣叫和湍急的流水声。
“度假村”
里有一座教堂，一座非常别致的教堂，因为它看上去就像一艘红色的远洋巨轮——这里因为暂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我忍不住用了一个比喻。
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二三十位汉学家，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和瑞士，也有人来自意大利。
我于2009年5月7日从北京飞抵法兰克福。
次日在法兰克福我遇到了顾彬先生，他是从台湾飞过来的，他是梁秉钧先生的诗集的译者。
当时主办方安排我们住的那个宾馆，离法兰克福火车站不远，刚好是在红灯区，鸽子可以从妓院的窗口散步到我们的阳台上避雨。
顾彬先生见到我和梁秉钧先生，立即声明，他不喜欢红灯区。
在从宾馆徒步走向孔子学院的途中，顾彬先生把这样的话又重复了三次，每次都要间隔一段时间，当然每次都有变化，比如：我不喜欢红灯区，你们怎么住在这儿；我很不喜欢红灯区，我不愿来这里找你们；我从来不来红灯区，可你们怎么能住在红灯区。
说到第三遍的时候，我笑着对顾彬先生说：顾彬先生，不是我们要住在红灯区，而是主办方安排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事先也不知道这是你们德国的一个红灯区。
我还说：你反复说你不喜欢红灯区，我听上去，好像我们喜欢住在红灯区似的。
宅心仁厚的梁秉钧先生听了也大笑不止。
顾彬先生走路很快，他事先声明：走过去只需要三十分钟，但你们走过去需要五十分钟。
当然，我们后来也在三十分钟之内走到了孔子学院。
在孔子学院，当着众多诗歌爱好者，我见识了顾彬先生的另外一种风度：在朗诵诗歌之前，他从随身携带的巨大的行囊中取出一个酒壶，两个酒杯。
他问听众有没有人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酒。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里面装的应该是五粮液。
因为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
，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
随后，他公布了标准答案，里面装的果然是五粮液。
他告诉听众，这五粮液是中国一个著名诗人×（注：我在此小心地只用了一个“×”
号，以免引起诗人朋友的猜测和误解，下同）送给他的，这酒壶是中国另一个著名诗人×送给他的。
然后他开始朗诵。
在朗诵的过程中，他也会以酒助兴。
我对他的这种风度非常欣赏——那是诗人的古风，中外皆然。
朗诵会结束以后，我们在孔子学院院长毕安妮女士的陪同下，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顾彬先生点了水煮鱼，并且另外要了一份辣椒面，其辣无比，与中国的朝天椒相近，或者干脆就是中国的朝天椒。
饭后，顾彬先生连夜赶回了柏林，第二天他再从柏林赶到会议的地点，我与梁秉钧先生则是第二天早上坐汽车从法兰克福赶去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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