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海明威后期的一些小说，他的小说中有很多句号，不该用句号的地方，他也用句号。
他的短句和句号，因此具备了另外的意义，句号不再只是标点符号。
梁鸿：对，有些类似。
你的小说中的细节，跟生活的本质状态是一致的。
我在读《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的时候，感到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个具有完整意义的细节，而不是整体。
或者说，当我读小说时，感觉你要表达的意义是多元的，在这背后没有整体意义，或者可能作者根本就不想表达一种意义，因为细节包含的意义太多。
是这样吗？
李洱：我知道有人会说，你这种写作，最后呈现出来的主题会很暧昧，很含混。
但我并不担心。
我倒确实希望，通过细节，通过一些比较次要的情节，通过对一些物象的描述，使小说从线性的叙事中暂时游离出来，从那种必须的、非如此不可的叙述逻辑中脱离出来，从那种约定俗成的、文本的强权政治中逃离出来。
说得干脆一点，我喜欢这种效果。
当然，我又得小心翼翼地加以控制，不能让它过于蔓延，不能让它无穷尽地自我复制，还应该有一个总体性的考虑。
我觉得，这样一种处理，有可能使小说恢复它的活力，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穿透力。
梁鸿：我们原来总是说小说要怎么来讲故事。
但是，在你的小说中，这种选择性非常模糊与隐蔽，让人感觉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有意选择的。
故事、叙事与风格是完全同构的，生活本身的状态刚好就是你风格的状态。
李洱：哦，我懂得你的意思。
你是说，它仿佛就是截取了生活的一部分，抽刀断水硬截了一部分，然后原生态的描述出来。
不过，从哪里截取，怎么截取，你也得考虑啊。
原生态的描述，只是一种比喻。
我至今还没有见过谁的小说真的是原生态。
梁鸿：但在小说艺术上，这的确已经是一种本质的变化。
原来我们的写作是线性的，我们要表达某种价值，然后顺着往上写。
现在，上不去了，一切都平摊在这个地方。
你把平摊在这里的各个元素都表现出来。
这些元素是我们的眼睛曾经忽略掉的。
我们的眼睛是经过选择的嘛。
你把被我们的文明和价值体系所抛弃的东西一一捡拾起来，并赋予艺术的特质。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李洱：以前我们要表达人物命运，要表达我们对人物命运的关切，会强行地把人物性格的那种丰富性加以简化，把人物的活动背景给以缩减。
换句话说，我们甚至是强行地把世界、事物加以扭曲、改造和打磨，然后硬性地将之纳入自己的叙述轨道，把人物的命运往极端处推，推啊推，反正那弦是越拧越紧，嘈嘈切切如急雨，然后达到高潮，然后弦断了，小说结束。
你翻看古典小说，翻开那些畅销小说，几乎都是如此。
我不能说这种处理不好，但我总觉得这种写法有些不真实，不舒服，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至少觉得有些隔膜。
我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比较折中的办法。
从小说的结构方式，到细节的铺排，我自己觉得是精心选择的，但又要给人一种比较随意的印象，并且让那些看似随意的细节，彼此有着暗中的联络，然后又尽量能给人一种总体性的感觉。
梁鸿：你的这种说法，也让我想起刘震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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