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写《导师死了》的时候，还不是那么自觉。
后来再写的时候，我感觉还是自觉了许多，知道该往什么地方用力。
文体上的探索，我也大致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
梁鸿：现在的小说不是你选取了某种风格，而是主题决定了你的风格。
主题和风格之间是同构的。
不是说有一个好故事怎么讲的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午后的诗学》，这样的主题就是风格，这样的风格就是主题。
李洱：我现在还能想起《午后的诗学》时的情景。
写完之后，给了《收获》，却被《收获》退稿了。
程永新先生是非常好的编辑，判断力很厉害的。
他这么一退，让我心里直打鼓。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程永新先生退的，而是一个新来的编辑给退的。
不过，尽管我心里打鼓，我心里还是知道，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小说。
我就给了海男，《大家》的海男。
这部小说产生影响，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人们不停地提起它，收到各种选本里。
它在当时难以被接受，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怎么归类它，它不同于一般的先锋小说，也不同于新写实，更不属于寻根派，又与传统的小说不一样。
梁鸿：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认同呢？是因为风格，美学，还是主题上，你这样叙述知识分子精神，他们不同意？
李洱：最大的可能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去写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处于非常尴尬状态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写作的方式上，我尽量做到混乱，想乱中取胜，想写出一种浊浪排空式的，沙尘浩荡的感觉，同时小说又是用各种知识构成的，每一句好像都有来历，都是引经据典的，各种知识的妖魔鬼怪全都出笼了，都从瓶子里跑出来了。
可是尽管知识分子懂得那么多，他仍然无法解决自身的难题，连最小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有些问题他好像解决了，但实际上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让他更有失败感。
这样的小说，以前好像没有吧？
梁鸿：听你这样说，会让人吓一跳的。
李洱到底要写出怎样的作品？读你的作品已经是极大的智力挑战了。
也可能，你这种对“全部”
、“复杂”
的过高要求也造成了你写作的难度，并且，会成为一种致命的障碍。
李洱：那我只好认命了。
哪一天，如果这些障碍真的把我全部粉碎了，那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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