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力量的降低使得生活与情感的其他层面也能够显示出来，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东西。
但同时，可能使文学的整体力量也变得小了，轻了。
李洱：也不一定。
我看库切的小说《耻》，非常感动，库切像做病理切片，病理分析一样，把爱放在显微镜下，切分成不同的侧面去分析。
你看到他这样分析的时候，你会感到冷，寒光闪闪。
读这样的作品，人们不再像读浪漫派小说那样，有强烈的共鸣，伴随而来的不是眼泪，而是叹息与思考。
同样是非常冷静的作家，纪德的《窄门》与库切在精神气质上是有相同之处的。
纪德和同时代的别的法国作家比较，他是非常冷静的，但与库切相比时，他又显得有些浪漫主义了。
就像现在的我们之于“八〇后”
作家，可能他们又会认为我们非常浪漫。
我看《耻》里面教授与女学生的感情时，觉得小说中充满着肌肤之亲，他描写的教授和女学生之间的感受是非常真诚的，但是在女孩子的男朋友看来，在学校体制里面，他又是一个流氓，但那确实又是一种爱啊。
小说写了各种各样的爱，他与女儿的父女之爱，女儿的同性之爱，女儿被强奸之后的爱，人与狗之间的爱，殖民者与黑人之间的爱。
其中任何一种爱，都是处在最危险的边界。
库切真的像庖丁解牛一般，批大隙，导大窾，刀子是在骨头缝里游走的。
可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注定是不受欢迎的。
梁鸿：你认为读者，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对这些精神的辨析理解不了吗？
李洱：我只能说，我们习惯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没有在一种界面上行走的能力。
梁鸿：但也许这并不是作家的本意，或许正如你前面说的，出现这种情况也与作家所选择的叙事方式有很大关系。
这段时间我集中阅读了如韩东、朱文、毕飞宇等人的作品，我感觉到，当作家试图用一种新的拆解式的方法写感情时，往往显得过于平淡，在某些地方处理得也相当简单化。
如韩东的《我和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作家试图用一种相对客观的，或内敛的笔调去写两性战争，也希望从中体现出人性的，尤其是爱情中的人性的不可捉摸，但却有点像流水账。
作者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
李洱：作家对自己小说所描述的事物必须怀疑，但你怀疑那是因为你有肯定。
小说没有怀疑的话，小说也就无法成其深，但如果没有一种肯定的话，小说也就无法成其高。
梁鸿：如何在叙述中把自己的观点与思想不动声色地体现出来，同时，对自己所叙述事件能够达到深入的思辨，始终是文学所面临的大问题。
它绝不是一个或一代作家的问题，只不过，这代作家所选择的叙述方式使这一问题突现了出来。
在当代政治的语境下，你没法对具体的事件做出意义的辨析，因为个人的判断在此毫无意义，你只有把事件放置在历史的背景之下，才能进行判断。
或许，正是因为一切都被笼罩在大的话语之中，才使得对事件的意义判断显得非常艰难。
因为个体的爱、尊严、信仰与思想从来不能成为其评价标准。
这是中国生活最可疑的地方。
李洱：而库切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包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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