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我又重读了加缪的《局外人》。
因为写作一篇小说的缘故，这次我最关心的是作者的肺病和写作的关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肺结核一直是文学的潜在主题。
从来没有哪种疾病像肺结核那样和文学那么亲近，它活像是文学的结发妻子和情人。
用一枚书签随意挑开世界文学史脆黄的册页，我们几乎都能从中看到结核病患者那艳若桃花的形象。
我没有说出“痨病鬼”
这个词，是因为考虑到鲁迅、郁达夫、瞿秋白、卢梭、卡夫卡、契诃夫、加缪等人都属于结核病一族；而托马斯·曼笔下的肺病患者的集散地魔山风景宜人，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曹雪芹的林黛玉，都能使人茶饭不思。
如果我说没有肺结核，整个世界文学史就得重写，那这话似乎并不为过。
看来，决定世界文学史目前的格局的，与其说是因为文学大师的辛劳，倒不如说是由于小小的结核病菌的过于勤勉。
结核病患者脸上的红云，就是文学天空中的朝霞和夕阳。
加缪第一次被发现患有肺病是在1930年，其右肺呈现干酪样结核。
在对结核病症状的描述上，除了经常提到咳嗽和咯血令人感到不适之外，所用的词语大都带着某种优雅、温暖的气质，此处的“干酪”
一词就是个例证。
那年他十七岁，是哲学班的学生，兼一支业余足球队的守门员。
检查出其肺病的是一家贫民区医院，这与肺病发生的境况相适宜，因为肺病的发生通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就像现在的艾滋病总是被人看成是饱暖思淫欲的后果。
它使加缪第一次体验到了荒谬——生命的大幕刚刚拉开，死神就降临了。
是的，在青霉素出现之前，肺病就是一种不治之症。
你无法求助于医生，因为医生只能给你带来更为致命的疾病：胆怯、懦弱、轻信和对死亡的恐惧。
《圣经·申命记》里说，在形形色色的疾病中，上帝曾挑选肺结核来惩罚人类，可见其功效等同于洪水。
在早于《局外人》写成的《婚礼》一文中，加缪写道，一个年轻人“还不曾琢磨过死亡和虚空，但他却品尝到了它所带来的可怖的滋味”
，“没有比疾病更可鄙的事物了，这是对付死亡的良药，它为死亡做着准备。
它创造了一种见习过程，在这个见习阶段要学会自我怜悯。
它支持着人为摆脱必死的命运所作的努力”
。
从他最早的言谈中，我或可听到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
相似的声音。
四年之后，结核病菌再次光顾新婚不久的加缪的左肺。
如果说加缪以前的自我疗养等同于西绪弗斯推巨石上山的话，那么此刻，巨石再次从山顶滚了下来，那些散乱的碎石子像结核病菌一样四下飞窜。
在苏姗·桑塔格所著的《疾病的隐喻》一文中，她引证《牛津英语词典》说明，肺结核的同义词即是“耗损”
：血量减少，紧接着是耗损和消蚀。
词源学表明，肺结核曾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的挤压，“结核”
一词源于拉丁文tuberculum，即tuber（隆起、胀起）的小词缀。
“耗损”
一词给人一种慢死的假象，它使得病人在时间的流程中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并不断滋生求生的欲望。
我可以理解鼓胀所带给人的那种硬块的感觉，它在无限的虚空中凝聚为一种坚硬和柔软相并存的存在经验，有如一块霉变着的麦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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