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亲我一下吗？”
它舔了下他的脸。
“你住在哪儿？”
它又舔了他一下。
“和这小家伙在一起，”他对护工说，“对信仰有益。
”
它猛地打了个喷嚏。
父亲赶紧说了句：“祝你健康！
”
住进疗养院后的数年里，父亲依然可以大声读出印刷的文字。
至少在头两年，一般来说，他似乎都能理解那些文字的含义。
我每次来，都能发现他正坐在桌旁，颇为老练地翻阅着《波士顿环球报》。
到第二年年末，很显然，他只能理解一些独立的小故事了。
然而，他仍乐此不疲地保持着替他人阅读的习惯。
他读的故事通常来自报纸或我去看望母亲时，顺便从他公寓带过来的《英国神经病学杂志》[2]。
要是一不小心读了两页，他便会沮丧地再次回头翻看前一页，以保证阅读的连贯性。
无论所读内容多么晦涩，只要文本摆在面前，他似乎都非要把它读完不可。
有时，他还会发表一些或赞同、或看似争论的反对意见。
除了疗养院安排的护工，我还替他雇了一位名叫亚历杭德罗·戈麦斯的看护。
这个人是古巴的一名医生，因为还没通过美国考试委员会的考核，他每次来照顾父亲时，都会带上教材。
因为熟悉父亲所读杂志的语言，所以他会在父亲发表那些评论时，努力给出一些实质性的回应。
不过，他充其量也只能根据自身所学，尽力猜测父亲真正的意图。
虽然这种交流或许很不准确，两人却有种相谈甚欢之感。
“我很喜欢你父亲。
”亚历杭德罗说。
晚上，他有时会把女儿也带来。
这个10岁的女孩十分早熟，是个勤学好问、性格直率的丫头。
她不仅喜欢听我父亲说话，还会在他急于清楚地表达某个观点时，努力推测他到底想说什么。
她很擅长这件事。
当她坐在父亲身边时，父亲常常抬起一只手，轻抚她那头棕色的长发。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子女经常谈起寻找并留住可靠看护的难处。
这样的看护不仅要专业过硬，还得风趣友善，有与病人建立情感联系的天赋。
我便有幸找到了几个这样的护工，他们不仅知道如何激发父亲思考，往往还能通过回应他想起的某些记忆片段，刺激他再想起别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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