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二十里，便进入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丰富的铜矿使他们欢忭若狂。
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宽广，长约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寿阳山和牛颈山这样对峙如阙的山脉，亦即被李冰所称的“天彭阙”
阻断。
山内有个大河原显系远古内湖遗迹，人们便称此地为海窝子。
翻山越岭到达海窝子的这群人，是蚕丛氏的后代，这部分人属于鱼凫氏，显然翻越九顶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得到全体部族的支持。
蚕丛氏中有的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迁徙到了沫水一带，有的接着迁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区。
他们的频繁迁徙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里曾说：“耆旧相传：古蚕藂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藂所在致市居。”
也许蚕丛氏频繁迁徙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必有为扩展耕地，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
固然，古蜀族还有循绵水、洛水进入成都平原的。
鱼凫氏在海窝子居住较久，自然是当时的成都平原尚属湖迹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却十分切合他们捕鱼为业的生活习性，继而慢慢向广阔的成都平原进发。
从海窝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条河古称湔水，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到达今日的都江堰。
而老熊坪，据考证便是《华阳国志》里所称的“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
的湔山，而后来“蜀人思之，为立祠”
，因之这一带有古鱼凫故址。
众所周知，古蜀历史在鱼凫之前有蚕丛、柏灌阶段，而在他之后则有杜宇、开明阶段，是以秦灭巴蜀作为古蜀历史的下限的。
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虽是极而言之，也绝非毫无道理。
因为我们至今推断出的古蜀历史，还有不少的疑点，也绝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类的发现能悉数解决。
自然，我们能发掘到先人们因沧桑迹迁，岁月流播，深埋进土里的实物，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但对于远古历史的研究要进行完全客观的复原，如德国兰克史学派的研究，也是不现实的。
因为实物和书籍中都难免有不能坐实的夸张甚至神话成分，虽然神话也可用作历史研究之补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断也是在所难免的。
虽然我们可用氏族来指称蜀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鳖灵）等氏系——作为蜀人远祖，他们介于传说与历史之间——但如果我们将其看作古蜀人由采集、渔猎文化进到畜牧、农业文化的演进序列的代称，这个代称序列似乎还暗含着某种从低一级社会向高一级社会演进的痕迹，鱼凫代蚕丛，杜宇败鱼凫，鳖灵替杜宇，无不浸透着胜利是强者这一简单的道理，也可以明证腐儒们所谓的“禅让”
是多么可笑。
而他们的先后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蜀人图腾崇拜的迁衍，揆诸情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这个演进变迁，恰好可以解释古蜀人祖先，为什么名之曰“蚕丛”
“鱼凫”
“杜宇”
“鳖灵”
等在今人看来比较奇怪的命名，尽管我们可以拿史载古蜀未与中原通音问之前，尚无姓氏来证明这种命名——无论用此称呼氏族还是对酋长或国王的称呼——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落后的社会和部族，用自己的食物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做法也绝非罕见之事。
譬如鄂伦春族处于氏族公社时崇拜熊，并以之为图腾，打到熊时便哭着抬回来，到家后再哭一场，而且将熊骨和内脏像对死者一样实行“天葬”
。
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为自己氏族名称的动物，但绝不是普遍的规定。”
当然视某物为图腾，其因素复杂，或有对图腾始祖亲族的情感，又有强化神圣的观念。
而其间所产生的图腾禁忌也只是不准对该图腾崇拜物滥捕滥杀，因为滥捕滥杀最终会使他们丧失主要食物亦即图腾，图腾崇拜的部分目的也许就是该物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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