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史，总是爱说司马相如是才压两汉之人，但坦率地讲，我对他写的汉大赋没有多少兴趣，文章中铺张扬厉，谀词竞作，没有多少特别使人心动的地方。
相反倒是汉武帝派他来处理通西夷、西南夷的棘手问题，显示了他给巴蜀人民乃至西南人民所带来的好处。
而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评价经常提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他经世致用这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深入的评说。
我个人认为，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通西夷及西南夷方面，破除巴蜀人民一些固有的陈旧观念上，这也压倒了他文学方面的功绩。
固然，在汉开西南夷、通西夷之前，民间贸易的商道早已沿着民族迁徙的故道辗转相通，但自从汉开西南夷之后，中央王朝才得以越过滇蜀之交界地，继续向西发展以至通达永昌（保山）、滇越（腾冲）等地，进而开辟了由蜀到缅甸、身毒（印度）的官道，而此官道也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
而西南丝绸之路主要路段的连接及其官道的开通，司马相如居功至伟，其功劳应不在出使西域的张骞之下。
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主办邛笮等部落归附及招抚数以百计的“君长”
的任务。
他率众新设边关，打通灵关（今四川宝兴县以南）道，架桥于孙水（今四川安宁河）之上，筑成通往邛部（今四川西昌）的道路。
在此之后，在即将开通西南夷道尤其是夜郎道之前，司马相如代汉武帝作了一篇《谕巴蜀父老檄》的文章，以晓巴蜀父老，由太守转布各县道，阐明朝廷以文化统一的方针开发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希望大家深明大义，理解并支持。
更为难得的是，当开西南夷道历久未成，引得蜀中父老怨恨，加之中央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时，司马相如历排众议，又作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蜀父老》。
以二十七名耆老大夫缙绅为代表的蜀中父老，向司马相如言说开辟西南夷劳民伤财，对于蜀中人民以及西南诸夷民众，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更为要命的是，蜀中父老的这种观点，获得了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
而司马相如站在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的大立场来谈论这个问题，虽然开西南夷的确用的是民众的血汗之财，弄得不好，也确会使“百姓力屈”
“士卒劳倦”
，但从长远来看，却对蜀中父老、西南人民有相当多的好处。
司马相如于是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因为他认为“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而且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你们说开西南夷道将是得不偿失的话，倘若“蜀不变服”
“巴不化俗”
，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从何而来？司马相如这种观念正可以拿来对当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的自足封闭观念作一针砭，因为四川人的这种观念实在根深蒂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预设了现存秩序不可置疑的合理性——成了四川人不易根治之病症，影响了四川乃至成都的快速发展。
在司马相如指导各路人马开通西夷、西南夷的道路之前，这些道在秦代已然有所开通，即秦所开五尺道，但现在路线已很难详考。
汉初由于新得国鼎，尚无暇顾及边地远邑，因而汉初已废。
经司马相如的经营且作《难蜀父老》一文，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开通了从宜宾溯南广河而南，经大关或叙永或镇雄到毕节的道路。
对于通西南的临邛道，是以临邛为首的，而那里正是司马相如岳丈家卓氏大家族的大本营。
卓氏大家族是赵国豪门，秦并六国后强迁入蜀，“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
（《史记·货殖列传》）。
现在云南丽江、昭通等地均发现有“蜀郡”
（第2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