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设计完成，设计师将没有任何机会去干预或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果哪里出了纰漏，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步步地走向毁灭。
这也正是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你自信智力不差，并且心思缜密，不妨也设计一个乌托邦看看。
女孩子们做着琼瑶的梦，男孩子们做着武侠和战争的梦，哲人们做着乌托邦的梦。
在哲人们看来，爱情缺乏刺激，武侠和战争同样缺乏刺激，能让他们的大脑皮层兴奋起来，并使肾上腺素迅速升高的，恐怕莫过于乌托邦的世界了，那是上帝才能享受得到的乐趣，不是任何凡夫俗子可以分享的。
张章喜欢在女生面前高谈阔论——你知道，这是诗人的通病。
那时候他还是个诗人——有一次谈起了柏拉图，他那推崇备至的神气简直到了谄媚的地步，谄媚一位死去多年的大师对于一位诗人来说绝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
张章嘴里的《理想国》彻底挑战了我的知识底线，我真怀疑他看的和我看的是不是同一本书。
终于，当他幻想起自己和那个女生在理想国可能发生的美满生活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诗人不是进不去理想国吗？”
张章顿了一下，好像很诧异的样子，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诗人只会教人败德。”
张章释然，大笑：“哈哈，你这是妒忌。”
他一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或者以为我真的出于妒忌而编造了这种说法，其实不是的，柏拉图真的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理由也真的是因为担心诗人会败坏国民的良好品德。
在后来漫长的基督教时期里，一次次封闭剧院的政策，一个个出版审查制度的出台，都是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发轫的。
就连伟大的莎士比亚也曾深受其害——莎士比亚是个剧作家，而他的许多戏剧都是用素体诗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也是个诗人。
西方所有诗人的祖师爷就是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荷马，其实是绵延几个世纪之中的许多位诗人，但柏拉图那时候还缺乏这种考证精神，这无所谓，反正他不喜欢诗人，不喜欢荷马。
尽管荷马在当时的雅典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雅典人只要不很愚笨，都会或多或少地背诵几段荷马的史诗，就像我们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一样。
再愚蠢的中国人也不会想要把李白逐出国境，但是，无比聪慧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却要这样残忍地对待荷马。
我们搞不清在这部对话体的《理想国》里，主人公苏格拉底究竟有几分是真实历史中的苏格拉底，又有几分是柏拉图塑造出来的苏格拉底；是作为学生的柏拉图忠实记录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原话，或至少是原意，还是柏拉图创造了苏格拉底这个角色来代替自己阐述观点。
总之，书中的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但是，格劳孔啊，如果荷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确有真知识而不是只有模仿术的话，我想就会有许多青年跟他学习，敬他爱他了。
你说是吗？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开奥斯的普洛蒂卡斯和许多别的智者能以私人教学使自己的同时代人深信，人们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他们靠这种智慧赢得了深深的热爱，以致他们的学生只差一点没把他们顶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
同样道理，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人们会依依难舍，把他看得胜过黄金，强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的。
如果挽留不住，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人们也会随侍到哪里，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为止。
你说我的这些想法对吗？（[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6页）
这真的是很有说服力的意见。
荷马的颠沛流离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对人们有大用处的人（即便不是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必然会竭力挽留他的，他应该过得像明星一样。
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海子复生，人们会在他那个凡人的脑袋上套上多少花环呢？
但这么一想，苏格拉底的说服力却大打折扣了，海子生前可曾被戴上过一顶花环？
国人比较东西方的诗歌传统，经常不自觉地混淆了一个事实：东方的传统是抒情诗，西方的传统却是史诗。
荷马史诗里描写奥林匹斯诸神的生活，那所谓的诸神只是一些拥有了超能力的凡人罢了，他们的性格与道德品行甚至比社会平均值还低，柏拉图担心这样的内容不但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反而会败坏人们的德行。
所以，当我们说诗人总是败德的，在东方传统里是指诗人的感性气质或孩子气，在西方的传统里却是指史诗人物的榜样作用。
柏拉图甚至担心，诗剧里既然总要有反派，让正直的人去扮演反派怎么看都算不得什么好事。
今天我们会认为演技派高于偶像派，如果请柏拉图来写影评，他一定会持相反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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