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我三十岁以前是无法了解的。
三十岁以后，我却完成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这以前，我只读过吕克特（Ruekert）翻译的《诗经》，现在我却透过李希特·威尔黑姆的译本，认知了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东西——贤者与善人的中国道家理想。
我不懂中国话，不曾到过中国，却幸运地越过了2500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到自己预感的化身、精神上的氛围与故乡。
而这一些，我以前充其量只能从自己的出生地与母语中获得。
中国的大家与贤者，如伟大的庄子、列子和孟子，都是悲壮作家的反对者，他们非常朴素、平民化、日常化，而且坦荡荡毫不矫饰，喜欢自发地过着隐逸自适的生活。
他们体验得来的自我表现法，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喜。
老子伟大的对手孔子，是礼治家、道德学者、法律家、道义的守护者，同时也是古代贤者当中唯一具有些许仪式风貌的人物。
但是，在某个机会里，他仍然被形容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欤！
”这句话已显示了在其他文学中无可比拟的泰然自若、幽默与朴质。
我经常想起这句话以及其他诸多语辞，尤其在我观察世界问题，倾听那些在这几年或几十年中意欲控制世界并使之完美的人物发表言论的时候——他们已经像伟人孔子那样行动了，但他们行为的背后却没有“知其不可”的自觉。
日本人也是我所不能忘怀的，虽然日本人无法像中国人那样使我热衷，给我精神食粮——说到日本，我们只知道她跟德国一样，是好战的国家。
几世纪以来，日本已经像禅那样雄壮，富于机智，又极端精神化，同时也毫不迟疑地，甚至刚健地过着实际生活。
现在依然如此。
禅跟佛教国家印度和中国都有关系，在日本才开绽出美丽的花朵。
禅可说是一国国民所创造出来的珍宝之一，也是跟佛陀、老子相类的智慧与实践。
隔了相当时期之后，日本的抒情诗也非常令我着迷，日本人将诗极度简短化的努力更叫我佩服——读了日本抒情诗，便不能立刻去读现代的德国抒情诗，因为我们的诗看来似已胀得圆滚滚，而且节奏缓慢，日本人竟然想出了17字诗（即俳句）这样令人赞叹的东西。
他们很了解：艺术并非舒缓才会变好，而是要紧凑才会变好。
有一次，一个日本诗人写了两行诗：埋在雪中的森林里，有两三根梅枝开了花。
他把这首诗念给路上的人听。
路上的人说：“只要一根梅枝就够了。
”作者认为对方说得很有道理，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已远离了真正的单纯，于是听从友人的劝告，把诗改正过来。
他的诗，现在我仍然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瑞士）里，由于今日书籍的生产过剩，往往成了笑柄。
如果我还年轻有精力，我一定放弃一切去编辑并出版书籍。
我们不能把持续精神生活的这项工作拖延到战后重建的时候，也不可以把它当作不顾良心的一时性热门工作。
那些匆忙赶制出来的新书，对世界文学的危害绝不下于战争及伴随战争而来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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