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8年随第二批干部转业，刚好赶上时代。
《康熙大帝》第一卷成书出版，是1986年初夏。
这个时候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出版社当时虽然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已开始关注市场效益。
《康熙大帝·夺宫》一书一次征定了七万余册，社里领导上下都很高兴，用最快的速度发稿——如果按照我的知名度来办或按“政治标准”
来划定是“歌颂谁”
，定评这样的书很难付梓。
大气候如此，小气候也不错。
南阳市历史上是个比较重视人文的地方，历届市里领导，比较注重栽培文气。
我转业时，这里已经有一个可观的作家群。
领导上经常开创作生活会，鼓励保护创作人员。
记得清理“精神污染”
那年，南阳一个作者写了《别廷芳传奇》，有人说那是污染，应批判。
市委明确表态：南阳没有精神污染。
这样就把他保护了下来。
事实上，文学人本身不但无缚鸡之力，政治生命也脆弱，一打击就完了。
就我成书碰到的机会，冯其庸先生，是真正的老师。
他在《对人文社科人才培养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提到我的情况，完全是事实。
他到河南来看我的稿子，是绕道来南阳的。
我当时困于两点：我的稿子到不到“发表水平”
？我在出版界“外无应门五尺之童，内无期功强近之亲”
，一个熟人也没有，他当时说，稿子很好，不要发愁，出版社由他来联系。
他五月来，我只有十七万字，到年底，就写完了三十四万字，并且抄誊了一遍。
《康熙大帝》第一卷就在除夕完成。
我的责任编辑顾仕鹏和周百义也都是十分到位的好编辑。
力气+才气+机遇。
大致上就这么三条，我自己这样总结的，我在大学给学生们讲，也常说这三条缺一不可。
大环境小环境，如有一方起负作用，是不可能让人才脱出的。
《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顾仕鹏问我用什么笔名或本名，我想出了“二月河”
，这当然结合了我“凌解放”
的本名。
其实也是我的感悟，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迎来了冻河开封的春天。
我一生遇人，有不少能力大于我才力也超于我的，或老死牖下，或潦倒无力，或平淡无奇终生，即因缺乏了“际遇”
而致。
由此，我建议，一、建立正规的建议与推荐渠道。
由权威的学术团体定期向组织部门推荐自学成才者，作为考量人才录用的硬指标。
这种社会认定具有“当量”
学历的权威，使其有“规格”
，以解决其待遇问题；二、“是人才，就当官”
的理念要不得，一定要因才施用，把人才安放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三、自学成才者最易自生自灭，因此，为他们创建良好的小环境，施以政策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四、具有创造潜力的人才，经过学术论证，可以在工作条件和物质条件上施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五、人才要加以培养与教育，这件事应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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