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入伍早，进步慢，在革命队伍里，本来是个弱者：处处不如人。
在供给制下，大家区别不很大，一下子跳进工资制，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这个吃中灶的老凌，原来比首长还有钱！
军衔定得低，该晋升军衔时送他到不能晋升军衔的干校去“学习”
，母亲在陕县如鱼得水，到了“工资制”
，在洛阳就受排斥。
我看有两条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软柿子，好捏；二“工资”
冒尖，收入丰厚。
可怜的父母，我认为他们第一条原因记牢了，第二条原因是忽略了——他们认为是洛阳风气不好，换一换地方就成。
到了县城，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更难过。
因为好人坏人、正常人偏执人，只要是社会人，都有点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们收入三百，凭什么？”
——人们这时不大会想我的父母都是“老抗日”
，父亲打游击在古墓中住过多少年。
“他妈的！”
人们如此想，二月河也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的感觉，父亲母亲一辈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没见他们抬过头，也不曾听到过他们真正欢快的笑声。
真的，一次也没有听到过！
他们的忧郁沉闷伴随了他们的生命进程。
父亲有一次叹息：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母亲更正说，作一个人就真难！
还有一次，是反右斗争之后，父亲问母亲：假如我划成右派，你会和我离婚吗？母亲连想都没想，说：“必须离——解放他们一辈子重要！”
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尽头时，垂老风烛中传告给二月河的。
他还告诉我，尽管知道母亲的话理智，尽管他也知道她爱他，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是多么凄冷的情韵！
我们家收入高，不讲究穿，但吃的绝对是军区头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区食堂打菜，红烧肉、木须肉、红烧鱼、烧肚片……用塑胶大盘——直径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话说叫“岗尖”
一大盘，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走过去都嗅见了，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这种“味道”
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但即使是这样吃，以那年头的物价水准，他们的钱也是远远花不尽的。
然而母亲逝后，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账目”
：我家仅余一千余元。
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我就要给你们续娶母亲，有句俗话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
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
把经济情况告诉你们，把余钱也大家分了……”
他生恐自己“变心”
，在“变心”
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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