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舅舅了解，这才知道，舅姨他们也是在“文革”
中才明确了这一点——这件事倒应该谢谢造反派。
起因是这样，三姨在天津工作，“文革”
中“站错了队”
，对立派到村中调查她的历史，将二舅舅马富科当过伪村长的事原封转到正在广西部队工作的舅舅单位，那意味再恶不过：要请“解放军”
也来“清理”
舅舅。
舅舅在部队是进步很快的，他是1947年的资格，授衔初是上尉，继而大尉，继而少校，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接到这封密告信，部队党委立刻采取了措施：一、让舅舅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交代问题；二、派人到山西老家调查落实情况。
最终的结果是：一、舅舅没有去学习班，他的一个老领导保了他；二、调查回来的结果，我的外祖父马润渊，抗战时期即参加工作，在昔阳城开一家银匠铺为掩护，是八路军的情报联络站。
后被翟姓伪村长告密，1940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农会主席张登宝，还有一位农会会员宋老先生（医生），被宪兵队毒打致死，尸体扔在昔河河滩。
（宋先生苏醒逃回）。
八路军曾采取报复行动，枪毙了告密的村长。
解放后，村里曾为此事公祭追悼，立碑述记，立在王家庄戏台旁边。
大舅舅马富兰，亦是1938年参加革命，昔东游击队的情报员，以伪棒棒队团长为掩护。
外祖父的事出来，身份暴露，他被宪兵队抓去打得奄奄一息，回来不久即故去。
我还有个二舅舅，叫马富科。
他以捣腾粮食贩牛为生，在外跑跑生意，也在家种种地。
1944年即将解放，村长没人敢干，他因见多识广，村民用黄豆投票选中了他。
这个时候谁都知道，八路要胜利，不敢接这差使，他逃跑出去几个月，回来还是他干。
1947年土改，他作为“反动富农”
被拉出去斗争打死。
结果就是这样，舅舅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成分问题。
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
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
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
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
。
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
。
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
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来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
，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
她不是轻轻松松一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
的砖雕大门的。
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来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来野性的反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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