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问我：“是否觉得活着挺不易、成功也不易？”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说我还算活着、还算成功的话，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的。
我从未住在亭子间里挨过饿，也没有苦等邮差送来编辑或出版商的回音，不曾殚精竭虑才写出沉甸甸的大作，也不曾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名人。
我是个穷孩子。
我本该在险恶的境遇中挣扎一番，再怀才不遇一阵子，才混成个进项微薄、声名可疑的作家。
可我没挣扎，也没怀才不遇，不费吹灰之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作家。
这么说还真有点可惜了。
因为我的的确确是出身劳动阶级的苦孩子，毫无前景可言。
那么我现在算怎么一回事呢？
我生长于劳动阶级。
我父亲是个挖煤工人，仅此而已，一点也不值得夸耀。
他甚至不可敬，因为他常常酗酒，从不去教堂做祈祷，还总对井下的小上司长耍脾气。
作为一个承包人326，他从来没分到过好挖的地段。
因为他总犯傻，不说矿上管事的好话，把人家都得罪遍了，可以说是有意这么做的。
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别人待见他呢？人家不待见他，他又要抱怨，就这么个人。
我母亲估计要优越些。
她是城里人，的确算得上是个小布尔乔亚。
她说一口标准的英文，一点土音都没有，她一辈子也不学一句我父亲讲的方言，我们这些孩子在家也不说那种土话，只在外头才说呢。
她写一手漂亮的标准字体，高兴了就玩个花样儿，把字写得逗人发笑。
上了年纪后她又开始读小说了，但十分不喜欢《十字路口上的黛安娜》327和《东林恩庄园》328。
可她只是个工人的妻子而已，寒酸的小黑帽子下是一张聪颖、光洁、“与众不同”
的脸。
父亲极不受尊重，可母亲却极受尊重。
她生性敏感、聪慧，可能真的高人一等。
可她却沦落到劳动阶级中，与比她穷困的矿工之妻们为伍。
我是个苍白羸弱的小东西，长着一只招人讨厌的鼻子，人们只拿我当一般的脆弱男孩看待，对我挺和气。
十二岁那年我得了一笔奖学金（每年十二镑）到诺丁汉上了中学。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个月的职员，然后就生了一场严重的肺炎。
那年我仅十七岁，那场病让我终生不得健康。
一年后我当了小学教师。
我苦教了三年矿工的孩子们，终于得以上诺丁汉大学，但读的是没学位的师范课程329。
正如我当年高高兴兴地脱离了教职一样，我离开大学也感到如释重负。
上大学意味着的仅仅是失望，绝非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联系。
离开大学，我去伦敦附近的克罗伊顿教小学，年薪是一百镑。
就是在克罗伊顿，我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女孩子抄了我的一些诗，背着我寄给《英国评论》杂志，这些诗在主编福特·麦多克斯·胡佛手中获得了辉煌的再生。
那女孩是我少年时代的密友，在我家乡的矿区当小学教师330。
胡佛实在太好了，他不仅发表了我的诗，还请我去见他。
那女孩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推上了文坛，就像一个公主为轮船剪了彩，船从此下海一样。
我苦写四年，才完成了小说《白孔雀》。
小说很不成熟，全是凭着潜意识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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