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
文城是地图上找不出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说，它并不存在，而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
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
只好瞎说吧。
这样一来，我的“地方”
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
这个方法要不得！
不过，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
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
我要写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
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抗战文艺，谈何容易！
有人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
我以为这个意见未免太偏。
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争除外。
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为什么不可以写呢？而且，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
历史，在这一节段，便以战争为主音。
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糊涂。
不错，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可是，只有我们能分析它，关心它，表现它，我们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灭战争与建立和平，假使我们因厌恶战争而即闭口无言，那便是丢失了去面对现实与真理的勇气，而只好祷告菩萨赐给我们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极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
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词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
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的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
我们的笔也须作战，不是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掘出真理，以消灭战争。
我们即不能因冷淡战争，忽视战争，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现实，从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我们”
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
我们要从丑恶中把美丽夺回，从破坏中再行建设。
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个公民应负起的责任，为什么作家单不喜欢这个调调儿呢？
这可就给作家们找来麻烦。
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
教作家们从何处说起呢？他们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一切准备与设施。
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于是，连博学的萧伯纳老人也皱了眉，而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记得他似乎这么说过。
于是，战时的出版物反倒让一个政治家或官吏的报告——象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与克鲁的《东京归来》——或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的经历，与一个战士的日记，风行一时了。
不错，一本讲恋爱故事的剧本，或是有十个嫌疑犯的杀人案的侦探小说，也能风行一时，销售百万，可是无奈读者们的心中却有个分寸，他们会辨别哪个是天下大事，哪个是无聊的闲书。
等到事过境迁，人们若想看看反映时代的东西，他们会翻阅《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花园里的福尔摩司！
而且他们会耻笑战时的文人是多么无聊，多么浅薄，多么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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