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举名著缩写，比如应命开的专栏，便可划入“活儿”
的范畴。
从结果一面去看，“为己”
的写作是说不准的，不知有多少写作者的得意之作烂在手里；“为人”
的“码字儿”
则有保障，媒体、出版社是根据市场下的单，“活儿”
早有下家或预期的下家，报酬通常还开得高。
接“活儿”
不丢人，既然是自食其力，上焉者发了财，也属劳动致富。
而且即使是“活儿”
，也并非就不需要投入，只不过“为己”
的写作，更重创造性，接“活儿”
的投入则大体上是技术性的。
有个熟人，宣称凡“活儿”
，便只对其“技术”
的一面负责。
这话听上去有点不负责任，事实上却很是正经：既为“活儿”
，创作余地不大，强调的正是技术性。
在技术上打包票，岂不就是一种职业道德？“活儿”
要干得漂亮——手艺人、好把式对自己就是这么要求的。
通常以为成名之后的作家就不接“活儿”
了，其实不然。
戴望舒译《爱经》，茅盾撰写《神话ABC》，都带有接“活儿”
的性质，是稻粱谋，却又都是下了功夫的。
前些时候读到黄裳的《也说汪曾祺》，其中引汪的信，也提到接“活儿”
的事：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
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
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
！
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
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
虽然不情不愿，《释迦牟尼故事》后来还是写了，我恰巧读到过“江苏人民”
的一本名人传记集，邀约名家，各写一人，汪曾祺的一篇就收在里面，似乎只有两三万字。
上世纪九十年代，汪已是名家，区区数万字，要花上这样的功夫，也就见出虽是没有“情绪”
，还是不肯虚应故事。
当然以现在的行情，这样的“活儿”
，怕是已成名的人再不会这样郑重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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