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即凯蒂葬礼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举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对玛拉来说，搬家之前那两周尤其不堪回首，与地狱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天只要醒着，她要么在生爸爸的气，要么在一个人生闷气。
她不吃不喝，也不睡觉。
唯一能让她提起精神的事情就是和她的朋友们聊天。
当这四个好朋友聚在一起，欢乐的重逢总会逐渐演变成没完没了的告别，仿佛一个个都心碎得不成样子，每一句话都被冠以“还记得……”
这样的开头。
玛拉的愤怒简直难以抑制。
她的胸口犹如藏着一团火，不断膨胀，压迫着她的肋骨，使她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似乎随时随地都可能喷薄而出。
就连她的悲痛也被怒火烧得片甲不留。
她故意跺着脚走路，用力关门，每一件需要打包的纪念品都能让她泪如泉涌。
她不能忍受把这栋房子——他们的家——封锁起来，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
唯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爸爸并不打算卖掉这房子。
他说了，有朝一日他们还会搬回来的。
屋里的大件东西，像家具、工艺品、地毯之类，就都留了下来。
他们新租的是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仿佛不同的家具会让他们忘掉失去妈妈的悲痛一样。
动身的日子最终还是来了。
玛拉依依不舍地搂着她的朋友们，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
她还当面对爸爸说她恨他。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她恨不恨也无关紧要。
这就是最让人无奈的现实。
过去妈妈就是玛拉可以依靠的一棵大树，很多时候，她会弯腰迁就玛拉。
但爸爸是冰冷的铜墙铁壁，任什么东西都无法让他变形。
她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亲身领教过，结果自然是撞得鼻青脸肿。
他们驱车整整两天才到达洛杉矶，途中玛拉一言不发。
她戴上耳机，用音乐隔绝世界；手里拿着手机，一条接一条地给朋友们发短信。
他们离开青山绿水的华盛顿州，一路向南。
来到加州中部时，周围已然呈现出一片棕色。
秋意盎然，艳阳高照，视野之内是低矮光秃的棕色的群山。
连续数英里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
洛杉矶更为夸张，平坦广阔，一望无垠。
高速公路一条挨着一条，每个车道上都堵得水泄不通。
当他们终于来到爸爸在比弗利山庄租的房子前时，玛拉的头已经疼得快要裂开了。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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