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是您最有力量、最具反思性与最美的电影。
我拍电影跟别的电影导演有一个区别,阿城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其实一个人真实的东西、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没有多少,但是每次都要把真实的东西拿出来是很费力的。
我拍《孩子王》时心里也非常费力,我觉得这电影很真诚,非常贴近我的内心,不管大家评价怎么样。
●──您原本就在云南待过,是否有将个人经验带进电影中?
其实我觉得我把阿城的东西破坏得很厉害,阿城不见得会喜欢这部电影,他未必喜欢,他可能会有他自己另外的看法,但是他既然把这个小说交给我,我就可以随意处理。
我觉得其实跟小说本身是很不一样的。
●──《孩子王》之后您离开电影五年了,这段时间您的创作状况如何?
我在纽约。
没别的目的,就是混,混的意思就是我有意识地不要有那么强的目的性。
我观察我不熟悉的社会、不熟悉的文化,在那种环境里我觉得也挺开心的,我想这对我日后的创作有很好的影响。
●──《边走边唱》在当代中国电影中非常特殊,因为它有力的意象、难以理解的主题以及非传统的手法。
经过五年的沉默,您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什么?
这是很奇怪的一部电影。
当时我的感觉是愈来愈虚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跟随谁才好。
我在纽约看到美国社会蛮多正面的、好的一面,比如美国人的宗教感,这是美国人立国的基础,另外就是纽约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世界。
这些东西对我其实有蛮大的影响,好像第一次比较真切地认识到,所谓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是“人”
,人到底是什么。
但同时我又看到中国当时那个情形让我很失望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边走边唱》是一个游戏,最后我们打开的琴盒,里边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够追随什么?我们最终看到的将是什么?其实这部电影是很多艺术家最终都要提出的问题:“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这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每个艺术家总有一天都要问这个问题。
我现在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那时候我的心情比较悲凉,跟1989年有直接的关系。
你也可以说,《边走边唱》与此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无疑,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一样,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有意深入探寻精神家园及个人的内在世界,结果发现我们的精神家园是那么孤寂荒凉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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